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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书馆“常客”到图书馆馆长(原载于湖北省图书馆编《我与图书馆》)

Posted on 四月 7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三十多年前,拥有一张上海图书馆的读者证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那时读者证分了好几种,有阅览的;有借书的,就是阅览也要分成普通和参考两个层次,持参考阅览证者可以看库房里几乎所有的藏书。听说大学老师才有资格办参考阅览证。我从华东师大毕业留校当老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有关部门开了一张申请上海图书馆参考阅览证的证明。

那时候,只要学校有空我就往上图跑。我教的是日语,所以上图订阅的几乎所有日语新闻类和文学类杂志我都翻阅遍了。读大学的时候,老的读物看得多,自从来上图以后,时事类或文学类的新词接触得也多了。肚子里“货色”越多,同学们就越喜欢听我的课,所以跑图书馆就更勤快了。阅览室不让带吃的东西,我总是带很多糖果之类的,肚子饿了就偷偷地往嘴里塞一块糖果,在图书馆一待就是老半天,直到闭馆。

当时书刊都是通过出纳台调阅。调阅时间很长,所以每次我都调取起码半年或一年的期刊,但有的文章很精彩,一次只能看几篇,第二次再去调阅同样数量的时候,馆员总会显得不耐烦,跟我说“不是看过了吗?”或者“少拿几本不好吗?”之类的话。后来我到上图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跑库的人很辛苦,一般都是手捧着书拿到书梯口的。时间一长跟大家混熟了,相互有了体谅和默契。正式入职上图之前我已经当了两年上图的“常客”了。我很感激那个时候馆员们给予我的帮助,也对上图有了好感。

进上图第三年,我就担任副馆长了,分管对外服务,阅览部和参考阅览部都归我管。那时,我就下决心要改变一下。在那个时候要大刀阔斧改革是有很大难度的。有一次,我在巡视阅览室的时候,见读者投诉,说书又老又旧,我觉得奇怪。后来一位老馆员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跟我“自豪”地说,他把好书都藏起来了。打开柜子一看,原来这些又新又好的所谓“精品书”都被他藏起来了。我马上跟他说,把这些书都拿到开架区去。这位老馆员觉得很委屈,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过我也被他抓过一次“辫子”,因为我叫员工最好上班时能化一下妆。后来领导班子的同事也提醒我讲话要注意场合。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图的开架程度在图书馆界来讲算是高的,新书先是半开架,所谓半开架是指读者透过书架玻璃之间的缝隙可以将书推出,让馆员取书,后来达到全开架。对于库房里的书,我们做了一个承诺,二十分钟就可以让读者拿到所需要的书。我当时查了国外一些大型图书馆的信息,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从库房取书都需要等待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跟同事们商量,说我们用一半的时间吧,就这样提出了不超过二十分钟的承诺。到了淮海中路的新馆后,由于有了自走小车装置和读者自助小程序,十分钟左右读者就可以取到库房里的书了。

老上图地处南京路,原来是跑马厅,建筑本身还是很出挑的。改革开放初期,上图就推出了很多新的服务,尤其是讲座,在全市知名度很高。我担任副馆长以后,这方面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我们与文汇报、市政协等机构联合举办系列讲座,后来规模越办越大,就开始租用剧院举办大型讲座。据说不少专家学者借了在上图讲座的机会成为社会知名人士。与报社联合举办讲座的好处是宣传渠道畅通了,一些好的讲座不仅得到优先报道,而且还整篇幅地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此外,我们还发挥员工专长开设了一些新的服务。有两位书画爱好者跟我建议,要设立一个展览组,专门从事展览业务。当时市里博物馆、美术馆不多,所以艺术家们也都把在上图办展看作是高规格的市级活动。展览组设立以后展览就成为一项常规性的业务,展览也越来越专门化了,一些申办者甚至说我们的策展方式比博物馆、美术馆更专业。

1987年,英国玛格丽特公主访问上海,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专门为她的访问举办了一场插图艺术展。这次展览形式新,层次高,文化领事从头到尾跟我们一起筹备。展出后社会反响很好。到了淮海中路新馆后,讲座和展览合并成为会展中心,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高。在2003年8月国际图联柏林年会上,我馆不仅在大会上介绍了上图的讲座和展览活动,而且以“城市教室”为题做了一个展板展示。后来我们又在一次全国讲座交流会上,提出将讲座和展览看作是图书馆核心业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

我自己也不曾想到,当图书馆“常客”的这两年,竟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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