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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读书 » 2021 » 四月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记首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的策划

Posted on 四月 30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以前有个电影叫“不可能完成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很刺激,也很有激励作用。今天突然想到首届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成功举办的事,从策划到举办只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12个国家129位来宾参与,其中外宾就有60多位,而且还出版了论文集。

我是2002年1月当馆长的,那时正值上海图书馆诞辰五十周年,班子有领导问我,能否多让一些国际同行来参与。我当时是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3月份在海牙出席管委会会议时,我向委员们发出了邀请,当场就有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三位委员答应来。我也问过国际图联主席、博茨瓦纳人凯女士,但由于我们不能承担机票,她没法前来。我知道,不少外宾很希望来中国开会,只要我们发邀请即可,到6月份的时候已经有60位外宾答应来参会。那时我们没有预算,只能通过收取会议注册费,用这些钱来补贴外宾在本地的交通和食宿费用。记得当时香港的一位馆长还跟我们抱怨,说为什么收我们而不收外国人的钱。

以后每两年举办一次国际图书馆论坛,由于事先有了预算,每一届都能请到国际图联主席或秘书长来参会。现在想想当时胆子真大,换到今天的话,绝对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

再谈世博会

Posted on 四月 30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昨天学校公布了我要做讲座的消息,这次题目是《从上海世博会到迪拜世博会》,这也是担任澳大客座教授以后的第一次讲座。

为什么要讲迪拜世博会?前几天迪拜世博会主办方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说,经历了过去一年全球人际交流深受影响的时刻,像迪拜世博会这样的国际盛会更增强人们面对面交往的需要。迪拜世博会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国家就达190多个。我相信,迪拜世博会将为这个饱受磨难的世界掀开新的一页!也是中国再次在全球盛会上亮相的机会。

我也想乘此机会谈一下世博效应。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2010年前后,全球已经有一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在人们的心目中,城市化是现代一系列城市病的根源。要么“去城市化”,要么打造一个全新的城市,上海没有这样做,在保留城市传统的同时,通过浦江两岸的功能再造,通过地下交通的改造,增强了城市的活力。上海世博会像全球表明:城市化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积极的城市化策略得到解决的,城市发展是可以与城市繁荣同步的。在这次讲座中我也会特别介绍一下后世博效应是如何体现在上海转型发展之中的。

全城共读在澳门

Posted on 四月 23rd, 2021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上午参加了由澳门文化局和教青局等主办的全城共读活动。会上,澳门文化局穆欣欣局长带领大家朗诵了《掬水月在手:鏡中的葉嘉瑩》的两个片段,并作为演讲嘉宾回答了记者和读者提出的问题。由于仍在抗疫中,今天的活动控制了人数,但气氛很热烈,共读时粤语与普通话混杂在一起,依着同一个节奏,别有一番韵味。在问答环节中,主持人在期待最后一个提问时,我怕冷场,谈了几句感想后向穆局长提了一个问题,“阅读与韧性有什么关系”,她回答得比我预想的要好。

来澳门三年了,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澳门人很有韧性和内力,也许正像穆局长所说的那样,这种韧性和内力是在平时的学习和生活中自然养成的,因为见多识广,因为喜爱阅读,澳门人养成了自我判断的性格。

全城共读的意义,在于唤起全体市民通过阅读共同打造一个学习型城市的意愿和信心。阅读不仅能提升人的生存和工作技能,而且能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面临的各式各样的不确定因素和挑战越来越多,所以要通过阅读来增强生命的韧性和抵御风险的内力。

让我们一起,阅读健心,共同进步!

上海太平洋國際戰略研究所領導訪問澳門大學圖書館

Posted on 四月 16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2021年4月14日下午,上海太平洋國際戰略研究所顧頡所長、季文元副所長、孫一兵監事長在吳建中館長、許偉達主管的陪同下訪問了澳門大學展館和圖書館,在參觀了古籍館、手稿坊、中華文化坊、書畫坊以及各類閱覽室後,雙方進行了交流座談。吳建中館長對上海方面多年來給予澳大及圖書館的支持表示感謝,並報告了上海之窗自2018年在澳大圖書館設立以來圖書資料閱覽利用等情況。顧所長對澳大圖書館創新服務與轉型實踐給予了高度評價,並表示今後將充分發揮該所的專業優勢和資源優勢,為促進上海與澳門之間文化發展與資源合作做出貢獻。

Delegation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acific Strategic Studies 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Library

In the afternoon of April 14, 2021, Mr. Gu Jie, the Director, Mr. Ji Wenyuan, the Vice Director and Mr. Sun Yibing, Chief Supervisor of th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acific Strategic Studies visited the University of Macau. The guests visited the UM Gallery and UM Wu Yee Sun Library accompanied by Dr. Wu Jianzhong, the Librarian and Mr. Hoi Wai Tat, Functional Head of the Special Coll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fter visiting the Rare Collection Room, Manuscripts Corner, Chinese Culture Corner, the Artwork Corner and various reading rooms, the two sides had an active exchange and discussion. Dr. Wu Jianzhong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 Shanghai for its support over the years, and reported on the services and utilization of material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nghai Window in 2018.  Mr. Gu Jie spoke highly of the creative services and transformation practices of the library, and stated that the institut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its professional and resources to contribute to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resource sharing between Shanghai and Macao.

望杨市长一路走好

Posted on 四月 13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昨天收到老市长杨雄的噩耗时,不敢相信是真的。与杨市长交往不算多,但他担任市长的时候上海正处于转型期,很需要像他这样雷厉风行的领导。杨市长最大的贡献是精心领导了一场成功精彩难忘的上海世博会。十年过去了,不仅世博的效益真正地体现了出来,而且城市转型也看到了成效。今天,我们刚刚开始享受这座城市的荣耀与美好的时候,他却离开了我们。望杨市长一路走好!

出国是个苦差事——“我的第一次出国印象”系列之二《世纪》2021年第2期

Posted on 四月 12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编者按: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作为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变化和机遇深深影响了每一个中国国民。伴随着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得以开眼看世界。自2021 年伊始,本刊推出“我的第一次出国印象”系列专题,特邀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从不同的职业角度分享走出国门的“第一次”,这些故事成为反映改革开放成就的温情窗口。本期刊发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教授《出国是个苦差事》一文,以飨读者。

 

我的第一次出国是意外中的意外。1983 年9 月,我被上海图书馆选派到北京语言学院参加文化部办的英语强化班。1984 年1 月临结业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尽快回上海办理出国手续。同学们都羡慕我,说没想到你是第一个出国的!因为雅思考分比我高的同学,班里有好几个。我本以为是出访英语国家,没想到承担的是文化部组织的3 月份赴日缩微技术考察团翻译的任务。

小角色,大任务

行前外事纪律教育时,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领导反复强调,这次出访是我国文献抢救与整理战略的前奏,中央领导批示要“把全国收藏的文献资料尽快用缩微办法复制出来”,你们不仅要把技术学到手,而且要把整套管理体系带回来。文献抢救与整理是一项国家战略。据说1982 年任继愈先生赴山东曲阜孔府时发现,很多珍贵古籍已发霉,老报纸境遇更糟糕,于是向中央做了汇报。很快由文化部牵头,财政部、化工部等部门协同,于1985 年1 月成立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并建立了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四川、重庆、广州、南京、甘肃等省市图书馆组成的14 个拍摄点。我们的出访是中心成立前十个月,是为全国缩微复制体系建设铺路的。代表团一行五人来自全国各地,四位是专家,后来都担任了中心的领导或技术总监职务。

1984 年3 月11 日起开始为期12 天的学习考察,目的是深入了解日本生产的缩微摄影设备的品种、性能、水平,缩微品的拍摄、冲洗、拷贝还原、检索技术以及缩微品的保管使用、技术人员的培训与考核等问题。可见,我们的任务是多么艰巨,局领导对我说:“不要以为翻译是配角,你的任务很重要啊!”时间紧,任务重,当务之急是熟悉缩微复制技术及其术语,并都能记下来。当时年纪轻,记忆力还不错,我不仅很快掌握了这方面的基础知识,而且将相关知识及单词都记录在小本子上,反复暗记,下决心在出发前扔掉小本子,逼自己把小本子硬塞进脑子里。那时只有一个念头: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要因为我给搞砸了。

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让人印象深刻

我们12 天的行程基本都在东京,主要在接待方的日本缩微复制公司,然后走访国立国会图书馆、文部省文学研究资料馆、东京大学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以及缩微器材生产单位富士照相胶片公司、佳能公司等。虽说是考察,实际上是集中调研和培训。行程表排得很满,一站接着一站,每天不是参观就是听课,没有一天是轻松的。代表团成员都是带着问题去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密集提问和讨论。如果没有下一站的话,通常会拖延到很晚。回到住所,大家还不停地讨论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我也要跟进他们的话题,否则第二天就无法确切地将问题带到会场。不仅代表团成员很认真,接待方也很负责,对他们来说,这可是中国市场大拓展的一个绝佳机会。

日本缩微复制公司于1950 年成立,是世界知名的缩微复制公司,现已改名为“株式会社ニチマイ”,如今其业务不仅延伸到数字化领域,而且还进入到咨询领域,提供文献保存的整体解决方案。我们主要集中在该公司调研,并穿插到图书馆、档案馆以及照相器材公司参观学习。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为全国性缩微摄制点的建设确定框架和工作流程,因此对每一个细节都必须认真记录下来。

当时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日本人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与时俱进的技术路线。该公司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每一个管理人员如课长等都必须是技术出身,而技术人员都需要资格证书,只有取得二级摄影师资格才能有机会晋升为一级摄影师,一级摄影师才有可能晋升为管理人员。接待我们并给我们上课的都是管理人员,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比如,在问到拍摄镜头下面的放准被摄原件的记号用“L”形标记好,还是“+”形标记好的问题时,他们说经过反复实践,最后还是确定用“+”形标记,说这样做更精准一些。同时在该公司我们也感受到了一些未来性的技术,如数字化复等。

代表团成员问得最多的是缩微复制和数字复制的区别以及缩微胶片保存前景的问题,当时日方就反复说,从保存的角度来看,缩微胶片更合适,并且让我们相信缩微复制这一过程少不了。当时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推销缩微复制而刻意说的这番话,现在看来他们说的还是很有前瞻性的。从2012 年开始,国家图书馆启动了馆藏珍贵文献数字资源转换缩微胶片工作。虽然数字化更方便使用,但从长久保存的角度来看,缩微胶片更合适。

有趣的“洋相”

有一篇以“晚清,出国是件苦差事”为题的文章,说晚清政府要求出访人员“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当时出国很艰苦,很多官员都怕出国。其实,我们这次出国,也是一个苦差事。由于经费原因,我们住在公司的招待所里,所谓招待所,就是公司买的供研修生住的房子,而且还与隔壁邻居合用卫生间、厨房和客厅,五个人挤在两间房里。日本人的住房不仅空间小,而且隔板都很薄。我们说话声音响,争论时像吵架一样。白天没有解决的问题,晚上继续讨论。邻居见到我们只能委婉地说:“你们很认真啊,把工作都带到家里来了。”确实我们是很认真的,在所有出访考察团中,日程排得如此之满的,恐怕是少之又少的。我们每天像上下班一样,与市民一起挤地铁。日方告诉我们,为了准时抵达考察点,地铁出行是最佳选择。这样的话,我的任务更重了。翻译不仅是译员,而且还要像导游一样,安排并解决好行程中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五个人都是第一次出国,但他们一路上什么都问我,把我当成“日本通”。还好以前看了不少日本的书刊资料,有些问题还能答得上来。但洋相也出了不少。为了保险起见,我要把路途中的一切细节都记在脑子里,如买票在哪个窗口,哪个自动售票机。有一次吃完晚饭往回赶,车站上人已经很少了,一排自动售票机都空着,最初接待方带我在2 号机买的票,我就一直记着排那个队伍,生怕买错票。恰巧那天2 号机前有一位老妇人在买票,我就很自然地排到她后面,她吓得看着我们不知所措,幸好同行的专家反应快,说所有机子都一样的啊,我才换了个机子上前买票。老妇人后来也笑了,说看上去你们这些人也不像打劫的,都是规规矩矩的人。但她的潜台词是,你们这么多人傻站在我的后面,能让我不紧张吗?其实,早期出访的人都有这样的特征:清一色西装革履,齐刷刷东张西望,周围一切都显得那么好奇。毕竟我也是第一次出国,这次东京之行自己出的洋相也不少,如把生鱼片放在锅里烫,连服务员都看糊涂了;还有把没有用过的奶油方块放在西服口袋里,融化后全身衣服黏糊糊的……后来那套西服一回家就扔了,干洗湿洗都试过,实在没法穿了,还好那次我带了两套西服,否则太难堪了。

“你很优秀!”

那时我二十七八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再加上事先做足了功课,整场整场地翻译下来并不觉得怎么疲劳,可能是脑子始终绷紧的关系。双方领导喜欢摆弄一些古诗词,也正好配我的胃口,因为平时我特别喜欢摘录好词好句,这时派上了用场,而且翻译出来的也都是文言文样式,人家以为我的日语很好,其实都是平时背出来的。另外我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能看到最新的日文文献。当日方把材料给我时,我已经知道对方要讲的大致内容,而且对这一领域发展趋势也有了一定的把握。现在想想当时有点翘尾巴了,因为跟日方混熟了,讲话也随便了,跟他们开玩笑的机会也多了。团长给我面子,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低声批评了我一下:注意场合!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是有点过分了,后来几天就克制了一些。我很感谢团长,没有跟任何人再说起这件事。要是传到单位里,那就麻烦了。

初次到日本,对周围一切都感到好奇,尤其是电视节目,那时日本比较开放,晚上十点以后有一些儿童不宜的节目。一天忙碌下来,大家都累得不行了,而我总觉得机会难得,好不容易到了日本,抓住机会多学点、多看点,常常到深夜才进屋睡觉,有人说我是为了看儿童不宜的节目,后来为避嫌我也不得不早早休息了。也许是年轻又是第一次出国的关系,十二天连轴转下来也不觉得怎么疲劳。回国的时候,机场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负责接待我们的日方负责人远远地招手让我过去,我怕他送我东西,又担心单独过去以后说不清楚,一开始没理会,后来想想也许日方真的有话要说,就走了过去。这位负责人平时不苟言笑,又老爱挑剔,常喜欢说“一生只做一件事,而且要做好做精”。这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迟迟只说出一句话:“你很优秀!”(あなたは素晴らしい!)听了这句话,我眼眶都湿了。整整十二个日夜,总算圆满完成任务了。话很短,但很有分量,一直激励着我做好每一件事情。

出访硕果累累,颇感自豪

我国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文献抢救与整理,但规模最大且将抢救与整理相结合的就是1985 年启动的全国缩微复制计划,这是一项延续历史文脉、惠及子孙后代的庞大工程。截至2019 年年底,善本古籍、期刊、报纸以及民国时期图书等各类文献的总拍摄量达8195 万拍,那些处于濒危状态的历史文献不仅得以修复并保存下来,而且又通过数字化等手段得到更广泛的利用。自那以后我国还启动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 年)、“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2011 年)以及一些数字化的全国性项目,但无论从规模还是参与程度上都无法与1985 年的那一次相比。这次出国考察离现在已经36 年,很多细节都已经记不清了,但这次出访为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建设的规划和实施奠定了基础,该中心无论在文献回顾还是成果展示中,都会提及我们那次出访。我深深记得领导出访前跟我说的话:“你这次不是翻译的身份,而是代表团成员之一。”我为能亲身参与我国文献抢救与保护历史上这么重要的一项事业而感到自豪。传承文明是永恒的、也是平凡的事业,这次出访对我来说不仅是一堂活生生的启蒙课,也对我奉献一生的这门职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感谢《世纪》杂志给了我这么好的机会,把这一伟大工程的小插曲分享给广大读者。

(标题书法:杨建臣)

责任编辑 章洁

读获芥川和群像双奖的小说《后天的人》(诹访哲史著)

Posted on 四月 9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8日去北京开会,因为来回需要近十个小时,随手从书架上拿起一本小说在路上看。这是一部获得第137届芥川奖和第50届群像新人奖的双奖的小说,书名是“后天的人”(アサッテの人),作者诹访哲史。这本书难懂,看了老半天不知道要表达什么含义。既然获双奖,我想一定有其出众的道理吧。一直读到全书的三分之一才嚼出点味来。小说描绘是一个孤独者的心理世界,采用的是解读日记的方式,渐渐地把孤独者的世界和现实世界串联在一起。小说从主人公的叔叔失踪讲起,在叔叔的家里,主人公找到了三本日记及一些手稿,然后开始阅读起来。叔叔从小因为口吃慢慢与社会隔绝,口吃医治好了,本以为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了,但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已经定了型的世界,而这个充满束缚的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小说节奏感很强,慢慢引导你进入角色,很有可读性。与其说这是一部阅读的小说,不如说是一部感知的小说。

回到澳门,书又回到了架子上。

从图书馆“常客”到图书馆馆长(原载于湖北省图书馆编《我与图书馆》)

Posted on 四月 7th, 2021 in 感悟 by jzwu

三十多年前,拥有一张上海图书馆的读者证是很令人羡慕的事情。那时读者证分了好几种,有阅览的;有借书的,就是阅览也要分成普通和参考两个层次,持参考阅览证者可以看库房里几乎所有的藏书。听说大学老师才有资格办参考阅览证。我从华东师大毕业留校当老师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学校有关部门开了一张申请上海图书馆参考阅览证的证明。

那时候,只要学校有空我就往上图跑。我教的是日语,所以上图订阅的几乎所有日语新闻类和文学类杂志我都翻阅遍了。读大学的时候,老的读物看得多,自从来上图以后,时事类或文学类的新词接触得也多了。肚子里“货色”越多,同学们就越喜欢听我的课,所以跑图书馆就更勤快了。阅览室不让带吃的东西,我总是带很多糖果之类的,肚子饿了就偷偷地往嘴里塞一块糖果,在图书馆一待就是老半天,直到闭馆。

当时书刊都是通过出纳台调阅。调阅时间很长,所以每次我都调取起码半年或一年的期刊,但有的文章很精彩,一次只能看几篇,第二次再去调阅同样数量的时候,馆员总会显得不耐烦,跟我说“不是看过了吗?”或者“少拿几本不好吗?”之类的话。后来我到上图工作的时候,才知道跑库的人很辛苦,一般都是手捧着书拿到书梯口的。时间一长跟大家混熟了,相互有了体谅和默契。正式入职上图之前我已经当了两年上图的“常客”了。我很感激那个时候馆员们给予我的帮助,也对上图有了好感。

进上图第三年,我就担任副馆长了,分管对外服务,阅览部和参考阅览部都归我管。那时,我就下决心要改变一下。在那个时候要大刀阔斧改革是有很大难度的。有一次,我在巡视阅览室的时候,见读者投诉,说书又老又旧,我觉得奇怪。后来一位老馆员把我领到一个小房间,跟我“自豪”地说,他把好书都藏起来了。打开柜子一看,原来这些又新又好的所谓“精品书”都被他藏起来了。我马上跟他说,把这些书都拿到开架区去。这位老馆员觉得很委屈,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好事。不过我也被他抓过一次“辫子”,因为我叫员工最好上班时能化一下妆。后来领导班子的同事也提醒我讲话要注意场合。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图的开架程度在图书馆界来讲算是高的,新书先是半开架,所谓半开架是指读者透过书架玻璃之间的缝隙可以将书推出,让馆员取书,后来达到全开架。对于库房里的书,我们做了一个承诺,二十分钟就可以让读者拿到所需要的书。我当时查了国外一些大型图书馆的信息,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图书馆从库房取书都需要等待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我跟同事们商量,说我们用一半的时间吧,就这样提出了不超过二十分钟的承诺。到了淮海中路的新馆后,由于有了自走小车装置和读者自助小程序,十分钟左右读者就可以取到库房里的书了。

老上图地处南京路,原来是跑马厅,建筑本身还是很出挑的。改革开放初期,上图就推出了很多新的服务,尤其是讲座,在全市知名度很高。我担任副馆长以后,这方面的活动也多了起来。我们与文汇报、市政协等机构联合举办系列讲座,后来规模越办越大,就开始租用剧院举办大型讲座。据说不少专家学者借了在上图讲座的机会成为社会知名人士。与报社联合举办讲座的好处是宣传渠道畅通了,一些好的讲座不仅得到优先报道,而且还整篇幅地在报纸上刊登出来。

此外,我们还发挥员工专长开设了一些新的服务。有两位书画爱好者跟我建议,要设立一个展览组,专门从事展览业务。当时市里博物馆、美术馆不多,所以艺术家们也都把在上图办展看作是高规格的市级活动。展览组设立以后展览就成为一项常规性的业务,展览也越来越专门化了,一些申办者甚至说我们的策展方式比博物馆、美术馆更专业。

1987年,英国玛格丽特公主访问上海,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专门为她的访问举办了一场插图艺术展。这次展览形式新,层次高,文化领事从头到尾跟我们一起筹备。展出后社会反响很好。到了淮海中路新馆后,讲座和展览合并成为会展中心,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影响力也越来越高。在2003年8月国际图联柏林年会上,我馆不仅在大会上介绍了上图的讲座和展览活动,而且以“城市教室”为题做了一个展板展示。后来我们又在一次全国讲座交流会上,提出将讲座和展览看作是图书馆核心业务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业界引起较大反响。

我自己也不曾想到,当图书馆“常客”的这两年,竟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