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带路,路路通

Posted on 七月 31st, 2018 in 感悟 by jzwu

在澳门工作比想象中顺利多了。一开始大家都说,澳门规矩多,做成一件事要走很长的流程。除了图书馆以外,学校又让我分管大学展馆工程项目。在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同事们的努力下,第一阶段的目标基本达成了。
我觉得公关很重要,在上海的时候我也很注重公关,该请教的要请教,该沟通的要沟通,以前说“拜码头”,是很有道理的。我不喜欢庸俗的那一套,而是情感交流至上。来到这里也是这样,勤跑、勤说、勤干,一心为公,不夹私货,真心实意让别人了解你、信任你,这样的话,你就有了更多的资源、更广的人脉。
我不会抽烟,但喜欢喝咖啡,所以效果也像送一支烟一样,友情带路,路路通。

澳门研究笔记(4):澳门——近代中国与西方交流的窄巷子

Posted on 七月 30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英国人米契(Alexander Michie,又名,笳臣)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三百年的历史上,[澳门]对外国人来说是中华帝国之门,所有来自外部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通过这一开放度不高的狭窄通道。 但就是这个窄巷子,成为中国与西方沟通与交往的独特通道。
2013年5月25日至8月18日,澳門博物馆举办了一场以《象映乾坤——中国风》为主题的展览,展示了中国文化对启蒙时代的欧洲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产生的影响。该馆学者徐新在展览期间感慨地说,“当时东学西渐的冲击甚至比西学东渐的影响还要强大,它构成了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道华丽的风景线。” 这句话再怎么说也不会过分,从16至17世纪欧洲出版了大量有关中国的图书。
这里列举在当时欧洲有很高知名度的三本书。第一本是西班牙主教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 – 1618)写的《中华大帝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这部书的整个书名翻译成中文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叙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情事、礼仪和习俗的历史》(Historia de las Cosasmás Notables,Ritos y Costa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Sabidas asi por los Libros de los Mismos Chinas,como por Rela-ciones de los Religiosos,y otros Personas que Han Estado en elDicho Reyno)。门多萨没有到过中国,他根据传教士的来往书信和当时对中国的各种记述汇编了这部图书。 据说西方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对中国理想化的观点源自于这本书。 第二本是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China Illustrata,又名China monumentis) ,这本书激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基歇尔在罗马的耶稣会学院工作,很多来华传教士在那里学习。他通过传教士的来往书信和文件获得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基歇尔著作等身,一生出版了40多部图书。 第三本是法国神父、著名汉学家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在1735年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该书被誉为“法国汉学三大奠基作之一”,该书轰动了欧洲,几年之内便出版了3次法文版、2次英文版,另外俄文和德文本也出版发行。虽然也有人批评其“不可靠、不准确”,但它却是十八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知识的重要来源。
这些透过其他来源拼凑的信息难免会有主观片面性,而且即使是亲身经历,也有立场不同和认识差异。如朗宓榭(Michael Lackner)就提出历史文献要致力于“还原”,要深入了解与传教士同时代人的各种看法。比如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反应并没有一个统一模式可循。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从士大夫到草根百姓,和传教士有不同的接触,因而也对他们持不同的看法,对他们有不同的反应,而不是用一个声音说话,更何况宫廷和百姓有不同的态度。 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对于历史问题还是需要大量一手资料考证和研判。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中国风对弥补和丰富西方精神和文化生活具有独特的作用。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一书中唐纳德·F.拉赫(Donald F. Lach, 1917-2000)把它提得更高,在前言中他这么说道:尽管会有一些事实、解释和侧重点上的偏差,但我对十六世纪的调查更坚定了我的看法,很显然,在最初的现代化世纪里亚洲帮助我们形成了欧洲的生活和思想。
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的三百多年里,澳门在扮演中学西传这一重要角色的同时,也见证并经历了那段时期“大中华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的描述多少带有点羡慕的色彩,如罗明坚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勤奋友善,他认为“中国境内游手好闲者及乞丐甚少,大部分人辛勤工作,深明道德,和学习礼法。” 但是到了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英国使者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 – 1806)的笔下是完全不同的景象,贫穷、愚昧,老朽,腐败,“在繁荣昌盛的外表下,看到了快速腐朽的征兆”, 有人更形象地用“英国马戛尔尼笔下记录的17世纪中国,浇灭了欧洲百年中国热”这一醒目的标题 ,描绘出这一时期西方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
正如澳门作为“前厅”的地位逐渐由于香港及五大通商口岸的开放越来越边缘化一样,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澳门失去了其曾经有过的独特的战略地位。今天挖掘澳门这段具有特殊作用的历史意义深远。

澳门研究笔记(3):文献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澳门第一本书《天主实录》到底印于1484还是1485年?

Posted on 七月 28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历史文献一般可以有三个功能。一是记录历史。在文字记录为主导的时代,相对于其他载体文字型文献不仅具有留存信息的作用,而且还能更有效地表达思想和情感;二是再现历史。虽然文献记载者或多或少会带有主观色彩,但是这些文献至少留下了当时当地人们的活动及其思想状况,通过去伪存真、辨识真相,可以从中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三是改写历史。由于条件或环境限制以及人的主观因素,能保存至今的历史记录是极其有限的,即使是已发现的文献也可能存在当时记录者以及后来判断者在认识上的差异,所以挖掘历史资源对充实或改写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作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手稿、档案以及图书等文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图书,由于其传播的便利,作用更为突出。
首先,手稿、书信等成为了解当时历史最鲜活的一手资料。由于地理上的隔阂,东西方之间交流很不通畅,即使有了丝绸之路,双方之间的交流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文献成为人们认识另一世界的主要渠道。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西方人渴望得到更多来自东方的信息和灵感,那些去过中国的人尤其是传教士的来往书信或道听途说,成为著作者或编撰者有关中国信息的重要来源。有学者指出,16至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的见闻最典型的传送方式就是透过在东方的教士之书信,托寄回在欧洲的教士。这些书信结集出版后,成为十八世纪欧洲士人间大量流通的读物。据统计,仅法国一国派往各国的耶稣会士寄回法国的信函就有34卷之多,其中第16至第26卷约11卷的数量来自中国。[1]
其次,档案是反映早期机构或团体历史的重要依据。澳门圣保禄学院(Colégio de S.Paulo)在中西交流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该校培养出一大批像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 – 1666)、毕方济(P. 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等一批知名传教士。该校建校于1594年,但何时关闭有争议,有的说是1762年,有的说是1835年,有学者收集了大量资料,并远赴葡萄牙,在Palá cio da Ajuda 图书馆和Évora图书馆找到了该学院的部分档案资料,但这些仍属于间接证明的资料。[2] 作者提出1762年比较可信。理由是1759年庞巴尔侯爵颁布严厉法令,驱逐耶稣会教士,1762年该法令在澳门实施。这段时间给该校转移图书和档案等贵重物品提供了机会。施白蒂(Beatriz Basto da Silva)《澳门编年史》一书中对图书转移问题有一段详细的描述。若奥·欧华利斯(Joã o Á lvares)“买了四个中国式的木箱,用红纸糊好,编成一至四号,把档案放在里边。每个箱子上有个注明内容的条子,并写上1761年3月14日这个日期。”这批资料先是运到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运往欧洲,分藏于葡萄牙里斯本和西班牙的档案馆或图书馆。[3] 桑托斯(Domingos M.G.Dos Santos)在他的“澳门:远东第一所西方大学”一文中,也提到1761年这批资料被转移的情况,并指出1762年该院教学活动由此终结。[4]
毫无疑问,档案等一手资料有助于发掘和再现历史。但耶稣会资料的散失情况与其他教会资料相比更严重一些。由于天主教尤其是耶稣会是早期唯一被允许进入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们的藏书和档案对于了解这一段的历史变得格外重要。但在1773年耶稣会被解散到1814年重新恢复之间,他们的藏书大量散失,比如那一时期耶稣会在罗马的部分藏书和档案后来发现被分散入藏于法国和西班牙等地的档案馆和图书馆。[5]
2017年10月3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由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和澳门档案馆联合申报的“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被载入《世界记忆名录》,这批资料是由清代澳门中文档案连同原件的葡文译本和发文底稿共3600多件文件组成,主要形成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是葡萄牙东波塔国家档案馆馆藏的清代澳门地方档案文献,这批资料被称为“汉文文书”,为申报的需要更名为“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这批资料反映当时澳门社会当时的社会状况、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和商业贸易及当时的澳门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同时,也证明了从十六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后到清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以前,澳门作为中国领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中国对澳门拥有完整的主权。由此可见档案作为一手资料的重要性。《汉文文书》编者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总数达150-200万件有关澳门历史文化的档案。[6]
第三,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为图书出版和传播提供了便利。出版是传播的有效工具,传教士特别注重利用出版物进行传教活动。这里不得不提澳门出版的第一本书《天主实录》,该书由罗明坚(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神父1585年在澳门用中国的雕版印刷方式刊印的,当时印了1200本。[7] 这里需要提一下这本书的具体出版时间,很多人都认为是1584年(如台北利氏学社2002年出版的《新编天竺国天主实录》)等,但张奉箴“利玛窦前驱罗明坚”一文更详细地描写了具体时间,该书序言于万历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完成,同年十一月杪全书方才印刷完毕。如果这一描述是确切的话,那十一月杪应该是第二年的一月份了。因此,如果以公历年来表述的话,时间应在1585年,[8] 但遗憾的是同一作者在《神学论集》1983年的一篇文章里还是将这一时间定在1584年。[9]
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为传教带来便利。一方面拉丁字模不像雕版印刷占的体积和数量大,一方面便于携带和转移,当时澳门只是葡萄牙人居留地,仍属于中国管辖,传教士不敢大张旗鼓印刷出版。早期传教士为了确保活字不被破坏,通常会通过两三艘船分散运输。[10]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最早以西方活字印刷技术出版的西方图书在澳门,是Christiani Pueri Institutio《天主教青少年避难所》,由范礼安主教主持于1588年在澳门出版。[11] 但由于印的是拉丁文书籍,且其活动仅局限于澳门,未对内地造成大的影响。[12]
真正对我国现代印刷技术产生影响的是十九世纪来华的马礼逊。他认为印刷是最可能增进中国和欧洲之间知识交流的工具。一开始,他认为中文经典还是以木刻印刷胜于活字,并认为用木刻以示对经典的庄严和郑重。[13] 有学者经过研究证实,十六世纪西方传教士东来以后,首先采用了中式木刻雕版印刷术进行宗教出版,两个多世纪后,直至马礼逊在1833年创办了中文报刊《杂闻篇》,西式印刷术才首次有效地应用在中文印刷上。说明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出现一段“东学西用”的历史,这是过往一直被史家忽略的一页中西印刷技术交流史。[14]

参考文献略

澳门研究笔记(2):西方通向中国的“前厅”

Posted on 七月 27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明末清初的中西交流是在十五世纪前后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通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当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迅速崛起,一批敢于冒险的探险家、航海家和世界一流船队为两国成为全球性帝国奠定了基础。
澳门以其特有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通向中国的“前厅”。 有学者说过这样一句话:弹丸之地的澳门,联系着中国与世界。 澳门之所以会成为中西交流的重要窗口,一方面由于澳门背靠大陆,面向海洋,处于进出中国的最佳战略位置;另一方面与欧洲当时的殖民瓜分政策密切相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托尔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萨拉戈萨条约》(Treaty of Zaragoza),以及远东传教的保教权(Patronage),保障了葡萄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远东的势力范围, 由此澳门成为葡萄牙在远东的桥头堡。虽然在此期间葡萄牙在亚洲的地位得到来自西班牙等国的挑战,但总体上在最初的两百多年里葡萄牙拥有着独特的殖民地位。
早年执掌远东事务的基本都是葡萄牙人。不仅最早进入澳门的主要是葡萄牙人,如1555年11月20日作为第一位耶稣会到澳门的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和1556年进入澳门的多明我会传教士达克鲁斯(Gaspar da Cruz 1520-1570)都是葡萄牙人,而且管辖澳门的上级教区如耶稣会印度省区会长瓜德罗斯(António Quadros)也是葡萄牙人。甚至教会的首份文件一般也是葡萄牙文,如耶稣会士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Traite sur quelques points de la Religion des Chinois)的第一个文本是葡萄牙文,虽然本书作者是意大利人。
澳门地位之重要,从葡萄牙当时的东方政策就可以看得出来。印度省区会长瓜德罗斯(Antônio de Quadros,c.1529–72)曾对澳门的传教士发布训令:将澳门打造成葡萄牙在远东的桥头堡,第一要成为前往日本的遥远旅程中途休息的场所;第二要成为等候适当机会进入中国的前厅;第三要成为这座新兴城市的传教中心。可见,澳门作为中西交流的桥梁并不是权宜之计。
葡萄牙在中国周边国家如日本的传教历史更久,早在1549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an Francisco Javier,1506-1552)就登陆日本,并梦想以此为跳板进入中国传教。1551年沙勿略从日本搭乘葡萄牙商船抵中国台山上川岛,因明朝实行严格的海禁政策,即使经过多次努力,也无法进入中国内地,最后于次年逝世于岛上。后来葡萄牙把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选择在澳门,到了1562年前后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达到五六百人,到1576年,罗马教廷成立澳门教区的时候,达到八百人,占澳门人口的近六分之一。 到1809年的时候,葡萄牙人已经达到了4963人。 西方传教士大多通过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早期传教士通过葡萄牙商船的保护来到中国, 但要进入中国传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做好文化沟通。葡萄牙耶稣会神父培莱思(Francisco Peres)于1563年抵达澳门后一直希望能进入中国内地,他向海关负责人提出了请求,但当被问及是否懂得汉语时,培莱思作了否定的回答。很明显,在他学懂汉语之前,此种要求必将遭到拒绝。 当然仅仅懂得语言是不够的。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根据他多年在澳门工作和生活的经验,曾要求传教士改变作风,从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和国学礼俗开始,应有中国心肠,应当戒避自视过高的殖民主义作风。 后来,利玛窦更是提出一条“合儒易佛”的“适应文化”路线,张西平认为,利玛窦通过汇通儒家思想,取得中国士大夫的认同与好感。
在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三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澳门成为进出中国的主要孔道,也是鸦片战争前英国等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最早基地。作为广州重要门户的澳门,其独特地位长期不坠,客观上说也使中国大陆多了一道保护屏障。 尽管其间葡萄牙政府由于其利益的需要采取过收紧政策,但总体而言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那段时期澳门的大门始终保持着对外开放的状态。

澳门研究笔记(1):澳门在中国学研究中的地位

Posted on 七月 26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澳门研究是中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已开发出来的资料只能算是冰山一角,一方面我们面临历史资料不全和分散的问题,大量资料还处于未开发状态,另一方面很多资料都是二手的,有不少还没有看到过原文。张西平在其“卜弥格与南明王朝文献考辨”一文中提出,卜弥格写的《中国王室皈依略记》一书中国学者始终没有读到原文,而且罗马耶稣会保存的中文文档,学者们的研究也并未穷尽。他还强调要把“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并指出“对于中国古代文献的西译,传教士的‘西学汉籍’和中国历史的西语文献报告和著作的研究,是改写目前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的关键所在。对于它们的细致研究,将是解开全球化秘密的关键所在。唯有此,历史的真相才会呈现出来。” [ 杨一. 找回遗失的翅膀——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光明日报,2017年3月11日11版.]
澳门是一座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混杂而多元的城市,这座城市最引人瞩目的不是喧闹的城市繁华,而是静谧中的古朴建筑。这些刻印着岁月痕迹的建筑默默地告诉路人澳门曾经有过的辉煌。澳门从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长达三百年为中西文化交流谱写了一段如同英国人米契所描述的“glories”(光荣)[ Rogério Miguel Puga. [Translated by Monica Andrade]. The British Presence in Macau, 1635–179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132.]的历史。澳门在扮演中学西传这一重要角色的同时,也见证并经历了那段时期“大中华帝国”由盛而衰的历史。挖掘这一特殊阶段的历史,不仅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增强“中国学”研究的厚度,而且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为团体增值,一点点也好

Posted on 七月 24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昨天听到我馆罗先生出了一本书《澳门粤语》,很高兴,今天下午准备在员工茶歇室为他庆祝。听同事说,罗先生很有心,听到大家讲很特别的粤语句子或词汇,都会记录下来。经过长年积累,这本书终于出版了。
团体中的任何一个成员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对于团体来说,不是加分就是减分。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能为团体增加价值,哪怕一点点也好,都是受欢迎的。

ProQuest Day Open speech: Towards a more qualitative, innovative and balanced growth

Posted on 七月 11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invitation. I bet no one in this room could know ProQuest earlier than me. 33 years ago, I attended the IFLA Chicago conference and had a chance to visit UMI in Ann Arbor. I was very much impressed by the company’s services, and also the weight it gave to the research community. When I went back home, I had written a professional report which I had mentioned my impressions on UMI. I told my colleagues that UMI was not just a company, but also a research base, since it was a must-have databank for all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day, I am happy to see that ProQuest has kept the same spirit, which is “service first”. Yes, a good company should be “service centered”, while a bad company is “sales centered”.
I had worked in a public library for a long time, until I became an academic librarian recently, in January 2018. These two types of libraries are very different.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users are closer and you are able to see immediate effect of your service. While in a public library, the user is something like a conceptual term. As a city librarian, I can make any decisions on my own. However, in a university library, my role is only a housekeeper of the collection.
I found today’s meeting slogan quite meaningful. “Empower Your Library with Better Research, Better Learning & Better Insights” surely stirs up my feeling and can reflect my thinking these days. If I am not able to provide professors and students with good research and good learning supports, I cannot be a good librarian. In this slogan, the word “better” is emphasized. Not only with better research and learning, but also with better insights, meaning that we have to look ahead. To look ahead, we need to stand firm. That would be my worry because “good” is not so easy. I am also fond of the word “insights”, meaning that we should have our own vision and clairvoyance. Library is now in transition and that is why we sh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ere we will go and what we will achieve. Here I want to use three “more” to correspond with your three “better”: more qualitative, more innovative and more balanced growth.
First of all, more qualitative. We are in a social movement of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years we have been striving hard in order to catch up with the world standards and some of our quantitative scores are no less favorable that of the West. Our building is larger, collection is bigger and circulation is busier, in one word, we have first-class facilities and hard wares. But what about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what about 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For such a long time, very few had cared about any of this.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there was a movement of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the library field. An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image and value of the library were being questioned. What is the brand of a library and what is the real value in library services? The librarianship is facing a transition globally. From book centered to knowledge centered, the whole paradigm is changing. Although paradigm shift is a bitter process, we must follow the times to change.
The second is more innovative. As you may not know, library is one of the most traditional professions in the world. It is basically an archiving organization. People in the library field are used to work lonely and in a quiet place. There are evidences showing that librarians or library scholars are less active when it comes to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isciplines and professions. In this e-society generation,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As an information institution, libraries must bea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s and service provider. Therefore, librarians should get rid of conservative behaviors and reach out to the society. Today the image and skills of librarians are changing. Librarians can make use of their professions, for instance,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kill, to serve our stakeholders. As an example, the UM Library used some tools to measure academic value of selected subjects of UM, and compiled newsletters with forefront information for managements. We are also developing digital humanities with our faculty member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s more balanced.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UM in January this year, it was the budget season. My boss asked me to prepare a proposal for next year’s budget and to do a benchmarking study on library budget. This benchmarking study had provided me with information that I did not know before as a librarian in a public library. To my surprise, the proportion of budget that the UM library use for e-resource subscription is as high as 92%, and the figures were similar for the past few years. I also noticed that many academic libraries had similar situation. This means we have less money to build up our physical collections. The study also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library budget in universities has been declining since the last 50 years, from 5% to 2-3%. I suppose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First, the library collection becomes less important to the university’s strategic resources. In old days, when you name three resources in a university, library collection is surely one of them. But today, in addition to supporting learning and research, universities are also taking up a new mission, which is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ooperation. The so-called the third mission needs a lot of money. The second reason for such tendency is that in an e-society, e-resources are preferable and easily accessible. However, we still need books and other resources. In my library, I believe the budget for e-resources vs. physical resources should be kept a balance with the ratio at least at 8:2. Therefore, I had proposed for an additional budget for books next year.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all for your help and advice in the readjusting practice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ies. Publishers and libraries have a shared mission: we are all knowledge providers. Therefore,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to find better solutions for our clients.
At last,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long-term, continuous support and guidance. Wish you all the best and have a successful seminar! Thank you.

海峡两岸图书馆交流的一段小插曲

Posted on 七月 9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在上周六南京理工大学举办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图书馆学术论坛上,我与大家分享了一个小故事。1985年我参加了国际图联芝加哥年会。在年会上有两拨海峡两岸的图书馆专家,他们是由丁志刚先生率领的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团,和由胡述兆先生率领的台湾同行。在年会上两拨人都成群活动,且西装革履,但相互之间没有交流。我那时已经是上海图书馆副馆长,丁团长跟我说,你可以与他们交流一下,让他们知道大陆是很开放的。于是我主动走到胡先生跟前,做了自我介绍,很快便热乎起来,其实我们两方面都有这方面的意愿。后来我们还应李志锺教授的邀请,参加了他的家宴。那时孟广均教授在美国进修,也出席了晚会。晚会气氛热烈,大家有说有唱,我当时唱了好几首台湾校园歌曲。
后来胡述兆教授在很多场合提起过那次交流,并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海峡两岸的交流活动。这次看到由台湾同行制作的两岸交流回顾的视频,真是感慨万分。也借此机会祝福远在海峡对岸的胡述兆教授、王振鸪教授、胡欧兰教授等老前辈健康长寿!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图书馆学卷编撰中

Posted on 七月 6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昨天在武汉大学开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图书馆学卷工作会议。尽管下了一天的大雨,而且又极度闷热,但这次会议的出席率还是很高的。会上发了聘书,我被聘为图书馆服务分支主编。现在图书馆学卷已经进入审校阶段,明年下半年可以面世。国内会议我已很少参加了,但这个会议分量很重,第一版和第二版没能参加,错过了这一版,与未来第四版也差不多无缘了。能参加大百科全书编撰是荣幸,更是责任。

贺王思政大作出版

Posted on 七月 2nd, 2018 in 感悟 by jzwu

在我的心目中,思政是一位思想者。
我与他工作和学术上都有一些交集,很佩服他敏锐的眼光和独特的思路。开会时只要他坐在那里,似乎没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而且他很实际,说起话来从不喜欢兜圈子,一针见血,但点到为止,因为他毕竟是参谋的角色,还要给领导讲话留出空间。我喜欢看他写的作品,大气磅礴,用词潇洒,同时又脚踏实地,话语平实,而且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点“包袱”,渗透于字里行间,令人回味。他更多是幕后策划,因此既要观点鲜明,又要留有余地,轻重拿捏得当。这部作品精选了他多年来的思考探索和心得体会,不仅可读性强,而且可以给我们带来深刻启迪。如果说在上海要找出几位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和策划者,思政必是其中之一。他不仅亲身经历了上海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而且直接参与了其中一些重要计划、规划、政策和项目的总体策划,尤其是在新一轮转型和创新中扮演了政策咨询的角色。也许过不了多久,本书的一些观点会过时,一些理念会更新,当时属于政策建议的某些东西会成为历史,但作品的精彩之处在于作者的思维方式和独到见解。
这里我想用三个“思”(思学、思进、思变)给作者画一幅像,为深刻解读作者的文章做一个导读。
思学——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思政兄喜欢阅读,我们之间聊得最多的是读书心得。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没有上过像样的中小学,所以就靠读更多的书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除了没当过兵,农民、工人、职员、公务员都干过,还读了5所国内外大学。思政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多有分量的论文和报告,与他平日里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他虚心好学,治学严谨,特别喜欢旁征博引,有根有据。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涉猎之广泛、功底之扎实。
思进——与时代发展同步思政思路开阔。从世博会到信息化,从社会事业、发展规划到科技创新,他需要不断地变换频道,与时俱进。在牵头编制世博会规划时,为了做好最重要的参数——客源预测,在请上海和国家权威机构咨询的基础上,还请了国际著名的盖洛普公司做咨询研究,为世博会成功申办写上了浓重一笔。从他的文章目录可以看出,其主题几乎囊括了上海近年来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大项目。对一个规划者来说,与时俱进是最基本的要求。这些年来思政参与和经历了无数项目和事件,但无论事情大小,他经常奔赴一线,亲力亲为,深入了解每一件事的来龙去脉,问题产生背后的原因。有时甚至为了一些很小的事情去刨根问底,以见微知著、把握全局。他常说要注重细节,为领导决策做好铺垫。
思变——走在时间的前面思政志存高远。战略咨询家的基本素质是具备全球视野,善于领先一步。要做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这对战略规划编制者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尽管在发改委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但每一次长远规划的编制他都把它当作一场硬战,用他的话来说“不敢有丝毫懈怠”。他积极建言献策,并注重建议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比如,在供给侧改革方面,他敏锐地发现有效供给不足是一个战略性问题,因此大胆建议将增加有效供给写入国家规划,得到国家发改委采纳和国务院领导批示。
从思学到思进到思变,从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到与时代发展同步,到走在时间的前面,这辈子思政一直在与时间较劲。也许这是他与生俱来与后天磨炼触合而成的品格:与时间挑战的是思想,因为只有思想能达到超越的境界。
本文为王思政大作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