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8)——技术人员的位置

Posted on 八月 31st,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在图书馆(书目)管理系统为主体的时代,技术人员一般不在图书馆专业馆员系列之内,而是作为Para-professional的身份存在的,当然也有系统图书馆员(Systems Librarian)的岗位。随著图书馆业务的高度技术化,两者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在部门设置上,也渐渐由纵向设置向横向设置的方向发展,即由原来独立的技术部门向跨部门的方向发展。
为此,美国咨询公司Ithaka S+R专门做了一个调研,看看图书馆是如何设置和看待技术部门的,并于2017年5月发布了调查报告结果(Finding a Way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iddle: Lib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Culturehttp://www.sr.ithaka.org/publications/finding-a-way-from-the-margins-to-the-middle/)。调查表明,在美国大学图书馆技术部门一般都处于业务体系的边缘地带,从事的是配合和辅助专业人员的工作。在图书馆管理系统为主体的时代,这一问题并不突出,当数字人文、数据管理等新业务大量涌现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如果这些技术人员的地位不改变,大学图书馆就找不到高层次技术人员,因为他们不愿意在一个没有技术前途的地方耗费青春。因此该报告建议在技术部门的设置上要向图书馆的中心位置转移。
技术部门的配置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机遇是信息素养教育和学术传播服务,这两项业务都是专业馆员与技术专家之间合作型的业务,关键不在两者的结合,而在于两者的融合。上海图书馆在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技术人员不懂图书馆业务是无法做好数字人文工作的。
如果看待图书馆IT,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上述信息至少给予我们两点启示:一是重新认识技术部门及人员在图书馆的地位。如果技术部门及人员满足于辅助地位的话,那么图书馆是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二是加大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交流和融合的力度,图书馆要着力培养馆员一岗多职、一专多能的多元技能。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7)——战略重心

Posted on 八月 3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最近看了几个研究型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及相关资料,发现这几年图书馆战略重心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突出整体发展,特别是与母体机构(如大学)和社会发展的对接;二是突出与时俱进,跟进开放科学、数据革命等变革需求;三是突出服务效能,重视图书馆服务的价值实现。
一、突出整体发展
在与大学层面战略规划对接方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得较好。当大学推出《曼彻斯特2015议程》(Manchester 2015 Agenda)(http://documents.manchester.ac.uk/display.aspx?DocID=11015)时,大学图书馆马上跟进,并修改了自己刚发布的战略规划,在新修订的规划中特别强调要为大学研究数据管理做出贡献。英国研究图书馆协会(RLUK)在2008年至2011年发布《知识的力量》(The Power of Knowledge)战略规划后,又推出了2011年至2014年《知识的力量:第2阶段》(The Power of Knowledge, Phase 2),新规划强调加强与大学及社会之间交流与合作,并提出了五大目标,一、重新定义研究图书馆,二、通过合作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三、实现伦理及有效的学术出版,四、宣传图书馆特藏,五、推进研究数据管理。
二、突出与时俱进
2013年初美国教育咨询委员会(EAB)发布《重新定义研究图书馆:向数据信息服务转型》(Redefining the Academic Library: Managing the Migration to Digital Information Services)(https://www.eab.com/Research-and-Insights/Academic-Affairs-Forum/Studies/2011/Redefining-the-Academic-Library)报告,要求大学及研究图书馆积极拥抱数字革命,为转型做好准备。开放科学是这几年全球大学转型的新趋势。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 (LIBER)主席Kristiina Hormia-Poutanen近日表示,该协会推出的2018-2022年新战略(http://libereurope.eu/strategy-plan-2017/)瞄准数据时代的可持续知识发展,具体将聚焦开放科学、开放获取、研究数据管理和技能发展。最近加州伯克利分校图书馆也发布了一份战略报告(http://news.lib.berkeley.edu/2017/01/13/announcing-the-librarys-strategic-plan/),聚焦四个战略方向:一是改善研究人员获取资源的方法,二是支持新学问领域涌现,三是成为与时俱进的学习型组织,四是宣传图书馆在建设社群、巩固关系中的价值。
三、突出服务效能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这几年一直在推进“研究图书馆价值倡议”(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itiative)。该协会2010年9月,发表了《研究图书馆的价值:综合研究报告》(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view and Report),2012年6月又发布了《连接、合作、交流:有关研究图书馆的价值高峰论坛的报告》(Connect, Collaborate, and Communicate: A Report from the 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Summits)。这两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将重心放在学生“成功”上。调研提炼出图书馆对于学生“成功”的五个方面:一、图书馆利用教育提高学生的保有率;二、面谈咨询促进学生的学习进取心;三、信息素养教育为大学生活奠定基础;四、图书馆利用辅导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进步;五、图书馆空间利用是对学生学习成功的有力支持(http://current.ndl.go.jp/e1827)。同时,认为促使学生成功的关键是改善图书馆与院系教学之间的关系。
研究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一般都很宏观,连一些著名大学图书馆的战略报告也比较传统,大多停留在口号上。我认为,一个好的战略规划既要适应用户需求、与时俱进,又要能落地,产生好的成效。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6)——机构重组

Posted on 八月 29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机构重组不仅与总体战略有关,而且与人有关,一般管理者都尽量回避这一敏感问题。
研究型图书馆的组织架构虽然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以文献流为核心,一是以信息流为核心(朱强、别立谦.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20-27),从组织板块来讲,从原来的两分法(技术服务与读者服务)向基于功能、面向需求的多元化方向发展(贾东琴. 图书情报知识(2015(2):28-36)。
大型研究型图书馆机构重组时间较早、动作较大的,一是不列颠图书馆,一是哈佛大学图书馆。林恩•布林德利(Ms.Lynne Brindley)于2000年一接手不列颠图书馆,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将原来众多部门打散,形成按用户需求设置的六大部门(百度百科:大英图书馆)。十几年实践证明,不列颠图书馆的机构重组是成功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哈佛大学图书馆拥有73个大小不同的图书馆,2011年启动机构改革,将所有的分馆按五大板块(affinity group)(http://harvardmagazine.com/2011/09/new-harvard-library-structure)重组:理论应用与实践(法学与管理学等)、物理与生命科学(医学与自然科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瓦德那图书馆与拉蒙德图书馆等)、艺术与文化(艺术、建筑与音乐等)、特藏(大学档案馆等),既保留图书馆的独立性,又强化了馆际协作,机构精简后裁撤并早退了部分工作人员,反响较大。我很佩服这两位馆长的勇气。
国内做得比较突出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它将原来由三分法设置的技术服务、读者服务和行政管理重新划分成七大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学习支持中心、研究支持中心、信息化与数据中心、特色资源中心、古籍图书馆、综合管理与协作中心),其中研究支持中心进一步分学科服务组、信息素养组、科研支持组和数据服务组。
就国内大学图书馆总馆与分馆(院系资料室)的关系来讲,目前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院系资料室的馆舍、文献资源、设备、人员、经费等均由所在学院提供,但其与校图书馆实行统一的目录查询系统,业务管理与读者服务与大学图书馆总馆实现对接,一类是分馆(院系资料室)完全归入大学图书馆总馆管理,其人员、经费、设备、文献资源购置等均由校图书馆统一管理(徐军华. https://www.sinoss.net/uploadfile/2011/1221/20111221054059402.pdf)。
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型图书馆在机构重组方面步子迈得不大,大部分仍习惯于传统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创新”意味着不能千篇一律,采取什么方法、设置什么部门都要因馆而异,因需而异。但机构重组是图书馆改革关键之关键,这步棋不走,就谈不上“转型”与“创新”。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5)——学科馆员的转型

Posted on 八月 25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学科服务是从重藏书向重服务转型的产物,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学科馆员在国外产生较早,在国内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各大学比较普及,现在又面临新一轮的转型。
此次转型的重心在于从参与学科服务向深入学科建设整个过程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图书馆服务不能仅仅停留在文献服务上,而是要扮演教研全生命周期支持者的角色。最近看了《图书情报工作》第61卷11期(2017年6月)发表的两篇文章,“英国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现状调查和分析”,“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科服务的对比分析”,值得一读。
在组织架构上,从基于具体学科的设置向功能型学科服务转移。比如,过去是由一个馆员负责一个学院或学科的方式,要求馆员具备一定的学科知识,其缺点是学科馆员容易建立领地意识,缺乏对学校整体发展的考量。转为功能型服务后,可确保图书馆整体服务水准的一致性和可测量化,而且可减少管理层次,越来越多的图书馆采用这种方式。
在服务设置上,过去强调纵向,现在更注重横向,如分为科研支持板块和教学和学习支持板块,过去强调提供学科知识服务,现在更注重为用户传授信息专业技能。我看了京都大学图书馆员对英国几个大学的调研,很受启发(https://repository.kulib.kyoto-u.ac.jp/dspace/bitstream/2433/218706/1/201610john.mung.pdf)。谢菲尔德大学的做法值得关注,该大学图书馆从2016年开始在人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科、医学等五个领域设立了Faculty Engagement Team,由一些Faculty Librarian组成,更注重与学院教师之间的沟通技能和信息素养教育,加强了图书馆与学院和学系之间的联系。他们每年参加学院(Faculty)层的会议两三次,参加学系(Department)的师生会议(Student Staff Committee)四次,这样与学院领导和学系的师生沟通更频繁了,有些会议直接在咖啡厅举行。向功能型设置转型的好处是可以适应变化,新服务、新系统不断出现,图书馆员可以腾出时间更新知识,并发挥自己更擅长的专业技能和沟通技巧为用户服务。
我觉得,横向和纵向设置不是绝对的,如果图书馆员人数充足的话,两者结合起来会更好,既保留原来的学科服务设置,又能发挥横向沟通的作用。各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做法,关键是将业务链延长,从过去一般的参考咨询服务向参与用户解决问题过程的方向发展。

图书馆引进人工智能不是为了替代图书馆员,而是为了与图书馆员一起丰富和增强知识交流功能

Posted on 八月 24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应邀给杂志一篇文章,谈人工智能与图书馆。文章特别提了人工智能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
图书馆引进人工智能技术不是为了替代图书馆员,而是为了丰富和增强知识交流和人际交往。因此,图书馆在人工智能的应用方面也要转变观念,人工智能既是一门工具,也是人类的朋友。图书馆要以更积极的姿态拥抱人工智能,并善于与之一起,共同为激活图书馆的交流功能和服务效能做出贡献。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出版

Posted on 八月 18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前几天参加了《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出版座谈会,并做了发言。以下是来自上海观察的报道:
与会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这套书的出版及建立数据库的重要意义。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认为,将书与数据库结合起来做,这是一个全媒体出版的典范。纸质的东西肯定是选择性的,而数据则相对是完整的。通过数据将内容收集起来,从而让纸质的出版变成一个索引,就像参考工具书一样,这就使得两者得以更好连接。这套书的出版将为来华犹太人研究提供珍贵、客观的一手资料,有利于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国际主义精神和国际责任感。

《中华民族文化大系》出版的文化意义

Posted on 八月 16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下午出席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系》发布会。会上主持人骆新让我发言,我讲了该书出版的文化意义:1,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认同。五十六个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各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2,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从国际话语体系来讲,现在更注重文化间对话,国际上之所以出现多元文化主义失败的声音,就是因为多元文化政策往往会导致对少数文化的过度保护,产生新的孤立主义现象,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在2010年解放日报论坛上说过一句话,文化不是孤立的结构,他们本身就是交流和异花传粉(cross-pollination)的结果。当时把异花传粉给忽略掉了,其含义是异花传粉比自花传粉更好,这样的种子更强壮,更有活力。所以要把重心放在文化交融上。3,有利于增强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尊重和好感。任何民族无论大小都有其生存的智慧和技巧,这些智慧和技巧是中华文化智慧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4)——能动型学习空间

Posted on 八月 14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空间再造运动是从阅览室向信息共享空间的演变开始的。后来,又从信息共享空间发展到学习共享空间(Learning Commons)。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在2005年4月于明尼阿波利斯举办的第12届全国大会的一个专题会议就是以此为主题的(http://current.ndl.go.jp/ca1603),这也许是最早提出从信息共享空间向学习共享空间转型的学术会议。信息共享空间已经有十年的历史,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是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一般来说,信息共享空间是图书馆员为主体的,而学习共享空间是用户为主体的,它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学习方式要从知识传递向知识创造和自主学习转移,一是图书馆要从提供资料的场所向交流思想的场所转移。
在学习共享空间中又演化出了一个概念,即“能动型学习”(Active Learning),它是一种问题导向的学习(Problem Based Learning)方式(http://current.ndl.go.jp/ca1804)。以前学生的学习主要以教室为中心,通过建设能动型学习空间,图书馆为自主学习和交流合作提供了新的场所。日本政府积极推进能动型学习。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2年的调查,日本一半以上的大学均已配置了学习共享空间,不仅图书馆有设置,而且还将“能动型学习”列入大学教学大纲之中(http://www.mext.go.jp/a_menu/koutou/daigaku/04052801/1361916.htm)。
我国大学也有各类共享空间的设置,但在学习共享空间的建设上还不是很理想。有调查表明,在我国排名前十的大学图书馆中,除阅览区外的空间服务区比例最高的是武大,18.4%,平均仅12.7%(傅敏. 数字环境下国内外高校图书馆空间布局比较研究. 高校图书馆工作,2017(3):41-45)。不用说一般大学了,连知名大学的图书馆仍是以阅览空间为主体的。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组织员工对我国国内大学进行研修考察,其中一项调查值得我们思考(https://tsukuba.repo.nii.ac.jp/?action=pages_view_main&active_action=repository_view_main_item_detail&item_id=33012&item_no=1&page_id=13&block_id=83)。在美国学习共享空间的一般做法是与其他系科合作,提供参考咨询、利用指导、技术支持等服务,而且学生可以享用包含写作中心、生涯指导等在内的学习支持服务。在我国某知名图书馆,虽然也有与其他系科合作的共享空间设置,但缺乏类似写作中心、生涯辅导等学习支持服务。学生对共享空间的利用不少,但半数以上的学生没有接受过专题咨询服务,而且图书馆也缺乏专题咨询服务的评价方法和专题馆员(主题馆员)选拔标准。该调查建议要开展学习支持服务,要点有三:一是共享空间要与大学教育紧密结合,二是适应用户的需求,三是专题咨询服务标准的明文化。我认为这是我国大学及研究型图书馆共性的问题,值得思考和借鉴。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3)——重新认识馆藏

Posted on 八月 1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我们常说“资源为本,服务为要”,馆藏是研究型图书馆最重要的资源。有学者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视角对馆藏进行分析。从供给侧来看,图书馆正在向“超越本机构”的方向拓展,越来越注重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并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藏书建设模式;从需求侧来看,教师与学生共同处于资源富有的互联网环境,发现与获取资源的成本大幅降低。随着对研究流与学习流的深入参与和积极介入,图书馆在创造、保存和获取的生命周期中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图书馆馆藏从本地向共享方向延伸是藏书建设的大趋势(http://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library/2014/oclcresearch-collection-directions-preprint-2014.pdf)。
我觉得重新认识馆藏对于研究型图书馆来说尤为重要。
首先要确立“大馆藏”思维,所谓“大馆藏”,就是超越本机构,将图书馆馆藏放在合作的背景下布局,有人把它叫做“facilitated collection”,很难直译,意思是将本馆资源和馆外资源根据用户需求融合在一起,并将“馆藏作为一种服务”(http://orweblog.oclc.org/towards-the-facilitated-collection/)。但也有学者提醒,“全球同步合作”是不可能的,不要幻想有了联盟就万事大吉了,而是要把重心放在“有限群体之间的同心协力”上(http://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2017/oclcresearch-hazen-symposium-2017-a4.pdf)。“大馆藏”是方向,没有哪一个图书馆靠自己有限的馆藏就可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如今“共享馆藏”(Shared Collections)已经很普遍。在美国,不少图书馆联手建立联合书库或共享书库,本馆只需保留一个复本或者依赖他馆来保存不常用文献,降低库存压力(http://current.ndl.go.jp/ca1819)。
其次要树立“一个馆藏”(One Collection)概念,也就是说将所有形态的资源都放在一个大池子里,看作是一个馆藏整体。已经有一些图书馆重组机构,基于功能而不是载体来设置部门,将印刷、数字等资源整合在一起考虑,为形成“一个馆藏”、“一个服务”(One Service)、“一个体系”(One System)的整体格局奠定基础。
第三是更加重视特色馆藏。这里要提醒一下,以前我们常说专题和档案型馆藏(Special Collection, Archival Collection),国际上现在通常叫做Unique Collection, Distinctive Collection。不少图书馆出现本地流通量减少、馆际互借流通量上升的趋势,以耶鲁大学为例,在过去的15年里,馆内流通减少了33%,而馆外互借量上升了144%,(http://www.oclc.org/content/dam/research/publications/2017/oclcresearch-hazen-symposium-2017-a4.pdf)。说明特色馆藏有很大的吸引力和生命力。每个馆致力于建设好特色馆藏,就是对资源共享联盟最大、最实在的贡献。
第四是利用现代化手段管理馆藏。很多图书馆利用各种现代服务手段对馆藏现状进行分析和管理。如OCLC在购买了SCS(Sustainable Collection Services)公司以后,利用WorldCat目录为各馆提供馆藏分析,对哪些品种需要保留、哪些需要剔除或共享提出具体建议(http://www.oclc.org/en/news/releases/2017/201720dublin.html)。也有不少图书馆利用大数据分析,开展精准服务,取得明显效果。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2)——研究数据管理

Posted on 八月 9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如果说开放获取运动当时是为了应付期刊涨价的话,现在它已经成为改变学术传播体系的敲门砖、成为开放科学运动的前奏曲。在发达国家,由开放运动兴起的机构库已进入深化阶段,机构库成为一种常态,并正在开始新的升级探索。
这就是研究数据管理(RDM)。研究数据管理是开放数据运动的产物,它将研究数据看作是与论著同等的科学发现产品,并通过数据的收集、加工、传播、保存等,形成一整套开放型数据生产与传播价值链。起初,它与机构库并行发展,机构库以完成后的作品为对象,研究数据管理以过程中的数据为对象,如今两者有合并的趋势。
在发达国家,研究数据管理已经走向成熟。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COAR)曾就研究数据管理的状况作了一次调查,全球43家被访者中,有23家已经在收集数据,尚未收集的被访者中有80%表示在不远的将来会从事这方面的业务。在应用系统方面,有一半提出他们用同样的系统处理出版物和研究数据。在应用系统中最多的是DSpace,第二是Dataverse ,然后依次为ePrints,Contentdm,Diva,Phaidra(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files/COAR-RDM-Survey-Jan-2017.pdf)。该报告指出,研究数据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有三个方面:研究人员参与不足;上级机构政策缺乏;存储与保存基础设施薄弱等。我国在机构库方面虽已形成规模,但与国际同行还有很大差距,更不用说研究数据管理了。北大、复旦等有一些探索,值得关注。
据说,开放获取知识库联盟正在组织工作小组调研,对机构库的下一轮发展进行探索,并将于2017年夏季发布调研结果(https://www.coar-repositories.org/news-media/summary-of-coar-annual-meeting/)。我的预测是两个方面,一是与研究数据管理结合,二是确保机构库更加开放,尤其是加强与社会知识系统之间的关联。
在很多地方,研究数据管理是由图书馆以外的部门做的,我认为图书馆应在这方面扮演主角。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讲图书馆员如何从事研究数据管理(http://current.ndl.go.jp/taxonomy/term/797?page=4)。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对促进和制约研究数据管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促进因素有:系科间协调、学习与培训、专家的配置、上级对转型的支持、数据知识库的建设等。而制约因素有:数据存储及电子资料保存的资金与技术问题、有限工作时间内的超量要求、精通研究数据管理的人才太少、研究人员对图书馆的认识不足等。
我觉得英国大学图书馆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爱丁堡大学2011年就编制了一份数据管理政策文件,并就大学图书馆如何做好这一工作提出了十点建议。该大学将图书馆、数据中心等机构整合起来开展研究数据管理。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与技术部门合作,由图书馆为主开展该业务(http://current.ndl.go.jp/e1481)。图书馆有自己的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只要管理得当,研究数据管理一定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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