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中心建设现实困扰,政协委员提了啥?

Posted on 三月 29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年轻人租房烦,单位奖励变成烫手山芋…就科创中心建设的现实困扰,沪政协委员提了啥?

来源:上观新闻
2017-03-29 18:48:28 作者:彭薇

摘要
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有哪些现实困扰待解决?
文/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彭薇

“鼓励科技创新,提高科研人员奖励比例,如果法律不能保障,更多是‘带着枷锁跳舞’。”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市政协十二届三十五次常委会议上,市政协常委、上海尚伟律师事务所主任黄绮谈到,有高校领导反映,如果一项科技成果转让价值1个亿,拿出7000万奖励科技人员,“这会不会变成烫手山芋?领导也不敢签字。”很多职务发明权属在种种操作手法下悄悄转移了。

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有哪些现实困扰待解决?会上,政协委员们围绕“着力推动实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国家战略”进行专题协商议政。

职务发明人只有奖励没权属,不妥

“科技创新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科研人员创造性的劳动,第二是单位对资金设备的物质条件的投入。”黄绮认为,发明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没有发明人就不可能实现创新,“现在规定职务发明人没有权属只有奖励,并不妥当。”

她指出,我国现有法规条例对职务发明人的权属问题有所限制。我国1984年出台的专利法将专利分成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专利法规定,职务发明权属归单位所有,发明人享有署名和报酬权利,这些规定没有区分国有和民营单位。1996年,我国通过的《科技进步法》第19条规定,国家设立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取得的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参加人可根据与本单位协议后,进行该项科技成果的转化,并且享有协议规定的权益。“这一条没有对非国家单位进行设定,考虑到经济成分多元化时代背景,我们可以理解为该法不认为对非国有单位职务发明有强制性规定的必要性。”

对于提高科技人员奖励比例,本市许多出台的相关意见和细则中都有所规定。“但是从法律层面说是否安全?许多奖励是否会变成‘秋后算账’?”黄绮说,如今许多职务发明权属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要将“地下水”转为“地表水”,需要在合理界定权属的情况下实现科技成果转化。

黄绮建议,在我国专利法没有修改的前提下,上海作为科创中心先行先试的重点城市,可尝试突破职务发明权属的规定。根据我国专利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利用本单位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者设计人订有合同,对专利权归属等进行约定。“专利法自始就允许发明和设计人进行约定。”她建议,上海可制定相关法规,在法律保障下,将单位和发明人进行权属和奖励的合同范本加以推广使用。这样,单位可在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规定,或者与发明人约定,利用单位物质技术条件完成发明的权利归属问题。

“开放科学”时代更需数据开放

在“大数据”领域,上海已走在全国前沿。据统计,截至2016年11月,在上海、北京、浙江、广东、贵州等五个有开放数据平台的省市中,上海不仅开放的数据最多,下载量最大,而且在提供应用和数据接口方面同样名列前茅。

“靠一个发明引领一个产业的时代过去了,靠技术、数据等盘活资源的时代到来了,上海能否再跨前一步?”市政协常委吴建中认为,应将数据开放放在城市发展和科技发展的高度,“我们以前注重硬件共享,大规模科研设备共享做得很不错,但数据开放和共享我们做得还不够。”

“开放科学是科创中心发展的下一个推动力,基础是开放数据。”他说,国外不少政府部门已谋篇布局。英国在两年前发布科技创新战略,强调通过数据开放及二次利用推进国家科技创新发展,日本去年发布的科技五年规划中提出了开放科学战略,积极推进大学和企业之间研究人员的流动和合作,提出到2020年大学向企业人才流动率增长20%,企业向大学注入的共同资金增长50%等。

吴建中建议,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框架中,以数据开放为契机推进不同部门和领域在进行数字资源共享的同时,建立更高层次的数据管理部门和数据中心,为科创中心的发展和深化创造条件。

有人提出,数据进一步开放,会不会影响国家和社会安全?在他看来,有两方面数据不能开放,即涉及国家主权和个人隐私的数据,而其它数据可以进一步开放,让社会共享,而不是在几个部门、几家单位间共享。“如今上海公交大数据向公众开放,做得很不错,未来在医疗、文化等方面都能进一步开放数据。”这样,分散在各系统、各部门的各类数据资源开放出来,加大了利用和增值效应。

要让年轻人住得有尊严

科创中心建设,离不开一批有梦想、有创业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上世纪90年代,时任上海市长的徐匡迪就谈到,建设人才高地,就是让上海成为一大批有理想的年轻人向往的高地。“目前,形势仍然很严峻。”这次政协常委会打破政协常委发言的惯例,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王建平作为委员代表提出他的忧虑。

他说,委员们在调研中发现,因居住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导致人才引进难,留人也难。“很多大企业团队培养新人,过了几年,新人陆续离开,主要考虑生活压力。张江不少经验丰富、有着十年以上集成电路的行业人员也流失到三线城市。还有的企业,一年当中走的人比招的人还多。”在不少科研院所,博士生叹“苦经”:“租房太不稳定,一年换了两三个地方,有时像没头苍蝇到处被赶,这种感觉很不好。”

年轻人才如何在上海安居乐业?王建平认为,要制定相关政策推动解决年轻人才的住房问题,让年轻人住得有尊严。本市各区推动建人才公寓,比如浦东新区建25万平方的人才公寓,嘉定区跟中科院合作建了10万平方米的人才公寓等,解决了部分人才的住房问题。“在欧美不少国家,政府通过相关规定,促进租房市场的稳定性。”他说,社会上有很多存量房,怎样通过政府、非营利组织或者有经验的公司,让租的人安定安心,需要加紧研究。

国家提出,要全面落实国有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用人的自主权。对此,王建平建议需简化一些人才审批环节,进一步简政放权,让人才新政“30条”等真正落地。

促进全国联动 开放古籍资源(中国文化报,2017-3-20)

Posted on 三月 2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吴建中发言稿:

这次由国家图书馆牵头、四家省级公共图书馆联手开放古籍数字资源,意义很大。发布的总量虽然不多,但具有标志性意义,在数字资源联合开放上走出了第一步,显示了图书馆人的开放姿态。这既是图书馆服务于文化界、学术界的一项实事工程,也为图书馆如何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提出了新的课题。

首先,我要表述一个观点,传统文化要为现代生活服务。众所周知,中华文化之所以数千年延续不断,跟中国人敬畏历史、重视档案的传统有关。英国知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说过,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风雨寒暑,始终保持着同样的性格,跟中国的藏书文化有关,因为中国人骨子里就有爱书、藏书的基因,把书看作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之一。

典籍文献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我认为,我们今天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为了传承,着眼点应该是古为今用,即怎样让优秀传统文化为现代发展和生活服务。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在推动让文化作为一种可以开发的资源为社会服务,国外一些国家和城市也在对过去文化遗产保存优先的战略进行反思,提出保存与利用并重,并特别注重让这些资源成为学习资源和旅游资源,为国家和城市的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

其次,我想就如何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谈点想法。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反复提到今后要把数字人文作为工作重心,这一点非常重要。图书馆收藏了大量以文字性史料为主体的文献,古人在图书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这些研究都着重在图书形态方面,即使在内容上有研究,也都局限于文字型史料本身。现代技术,尤其是数字化技术,为挖掘和开发文字史料背后的资源,让历史从解释到再现、到还原创造了条件。对文字史料,除了要弄清真伪以外,还有一个上下文的关系,就是围绕文字产生的环境的问题。以前提出疑古辨伪,只能在文字型史料上做文章;有了现代技术,我们就可以多学科、多视角地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我觉得图书馆要善于与人文学者、地理以及其他学科的专家合作。图书馆对于非文字史料的研究总体上还是比较缺乏的,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学科专家对非文字史料的研究成果,比如对照片的研究上,法国人罗兰·巴特著有一部书叫《明室》,提出了“知面”和“刺点”两个视角。我在2014年参观过一个由上海市档案馆和美国杜克大学合作举办的展览,这个展览展示了很多反映20世纪初中国民俗的照片,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玻璃底片。专家用罗兰·巴特的方式对展览内容进行深入的解读,这个角度非常好。杜克大学图书馆没有停留在展示摄影作品上,而是将这些原始资料开放出来,让研究人员从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和认识这些摄影背后的东西。

另外,前段时间我看了一篇讲建造物研究的文章,里面有一个词汇是“建筑考古研究”,德国学者格尔康20世纪20年代首次使用这样一种研究方法,他从文化技术、制作流程、语境及知识自身的能动性来重建对历史的认知,涉及的范围很广,不只是建筑物,还包括器具、家具和艺术品等,但他使用的是一种考古学的方法,通过对物质资料的研究,有效填补了文字史料的空白,也有人把它看作是建筑史的一种史料批判。

借这个机会我提三个方面的建议:第一,要重视对一手资料的保护开发和开放利用。数字人文研究的重点和前提是对原始资料的开发,因此要把保存放在重要位置上,同时要将原始资料开放出来,既要让其他学科的人看到资料,又要给予他们用自己专业手段开发的机会。第二,拓宽历史文献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哲学、语言、文学、艺术、考古、音乐等领域的专家合作,把历史文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和研究。第三,要注重文献的关联性研究,既要重视文本之间的关联,又要重视文本的各种脉络并观察脉络的环境。数字人文的发展,为图书馆学跳出图书研究本身,将图书馆学与文明史、科技史和社会史紧密结合提供了视角。数字人文研究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而深化,比如以前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会由于科研手段的发达而呈现出来,以前孤立的、数量太小而被忽略的东西也会由于大数据的发展而被关联或者被发现,这些新的发现很有可能会改变我们原有的理解和看法。我相信,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数字人文合作研究的深入,历史文献研究与开发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国际图联当选主席克里斯汀麦肯锡女士的来信

Posted on 三月 19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刚收到国际图联当选主席麦肯锡女士的来信,内容如下:
建中,你好。非常感谢您的热情祝贺。我也深感兴奋和荣幸。我期待着与您合作,国际图联正变得更包容和能动,我希望在未来的12至18个月里,您将参与我们对于建立图书馆全球愿景的讨论。——克里斯汀,2017-3-19

Dear Jianzho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kind congratulations. I feel excited and very honoured.
I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as IFLA becomes a more inclusive and dynamic federation and hope that you will join the conversations that will be held over the next 12 -18 months to build a global vision for libraries .
Warm wishes
Christine

澳大利亚人ChristineMackenzie当选下任国际图联主席

Posted on 三月 18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刚收到一则国际图联通告,来自澳大利亚图书馆情报协会的Christine Mackenzie自然当选2019-21年国际图联主席,她将从2017-2019年担任当选主席。其他两位来自新西兰和巴西的候选人都没有超过10人以上的提名,因此这次是首次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无需投票自然当选的主席。

IFLA has pleasure in announcing the result of the count of the nominations received for IFLA President-elect 2017-2019.

The nominations received were as follows: Christine Mackenzie (Australia) 66 nominations, Te Paea Taiuru (New Zealand) 9 nominations and Emir José Suaiden (Brazil) 1 nomination.

Nominees required at least 10 nominations in order to be part of an election ballot. This year only one nominee has sufficient nominations and no election is required.

Christine Mackenzie is therefore automatically elected to serve as President-elect for the term 2017-2019 and to serve as President for the term 2019-2021 http://www.ifla.org/node/11273

Drs. J.J.M. Bos and Drs. T. de Boer, independent scrutineers, are satisfied that the above result is correct, following an accurate count of the nominations received at IFLA Headquarters by the deadline of 28 February 2017.

Gerald Leitner

Secretary General

The Hague, Netherlands, 14 March 2017

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基层工作者的努力

Posted on 三月 18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整整一个星期,我与文化部和国家图书馆的专家一起到山东和湖北进行公共数字文化工作考核。所见所闻、所到之处,我与同事们一样亲身感受到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工作的热情和事业的追求。当然我们也发现了不少问题,首先是服务效能整体不高,其次是服务手段普遍落后,第三是缺乏有效引导和长期支撑。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毫不客气地跟他们指点出来并要求他们按期整改。
基层是社会的细胞,公共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基层工作者的努力。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差距和悬殊是在太大,文化部公共文化司把重点放在基层上,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整体水平。再下周我们又要出发了,虽然很辛苦,但很充实,考核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身学习和提高的过程。

从中学西传看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图书馆报,2017-2-24)

Posted on 三月 1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原文太长,摘要如下:

中国文化典籍是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世界,具有稳定性的特点。它不仅能传播文化,还能积累和发展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始于千百年前的丝绸之路,虽然其间经历过风风雨雨、断断续续,但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和向往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欧洲近代“中国风”的兴起表明西方人不仅对中华文化持有好感,而且试图以此来弥补欧洲文化的不足和缺陷。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更要文化先行,通过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共同构筑起一个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命运共同体。由此可见,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其文化价值和意义更为深远。

冲刺全面脱贫,离不开“文化致富”——上海市政府参事吴建中在浙江省图书馆的演讲

Posted on 三月 7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解放日报,2017-3-7
什么是文化精准扶贫?它是通过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扶持、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活动,从而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
  ■从整体上提高贫困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是开展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可立足贫困地区的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带动力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或独特产品
  ■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要了解和把握当地的需求,切忌“大水漫灌”。有些贫困村的图书馆里都是一些“大路货”,可能80%以上都不是农民需要的。当他们提出具体需求后,我们马上设法解决,这样才能对接需求
  ■在所有的素养中,信息素养是基础,也最为关键。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改善教育状况、开发新的技能、寻找新的岗位、开创新的事业、健康决策乃至洞察环境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

  思想者小传

  吴建中 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1月至2016年9月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曾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等。出版《21世纪图书馆新论》《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世博会主题演绎》《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人的城市: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知识是流动的》等著作20余部以及论文300余篇。
  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性调整,也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所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抓工作。其中,在谈及“明确重点,精准聚焦”时,他提出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
  扶贫脱贫不仅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也是全球的共同追求。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共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致力于减贫、消除不平等、保护地球等目标,覆盖经济、社会、环境等三大领域。其中,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为17项目标之首。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项战略任务,被很多老百姓视为“第一民生工程”。我不是经济学家,但为什么要讲精准扶贫呢?因为全面小康社会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其中关键是人的发展,这离不开文化精准扶贫。

  “因户制策、对症下药”,制定个性化帮扶计划

  我国的扶贫脱贫战略是相当成功的,过去30多年里实现了7亿人口的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减少农村贫困人口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
  扶贫、脱贫最终可归结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的获得感。因此,文化就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2016年6月30日,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什么是文化精准扶贫?它是通过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扶持、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活动,从而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逐步改善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在这里,仅从手段、原则与目标三个方面对文化精准扶贫逐一说明:
  文化精准扶贫手段。主要包括:夯实文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贫困地区的硬件环境;加大文化产品供给,输送各类优质资源和项目; 建立科学高效的综合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效能;帮助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创新发展本地文化产业;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向贫困人口传播现代文化思想理念和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
  文化精准扶贫原则。一要精确定位。精准掌握贫困对象和贫困区域,以及当地文化建设的现状、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及实际文化需求,明确不同地区和人群间的文化差异,找准涉及文化领域的相关问题和症结。二要精准实施。坚持“因户制策、对症下药”的原则,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文化帮扶计划,集中力量提供有针对性并能切实满足当地需要的文化基础设施、资源、产品及服务。
  文化精准扶贫目标。从整体上提高贫困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是开展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在这方面,可立足贫困地区的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带动力强、具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或独特产品,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链,从而提升当地文化吸引力和文化附加值,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生活品质。

  了解和把握当地文化需求,切忌“大水漫灌”

  实现文化精准扶贫,需要在“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因势利导。
  第一,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文化服务。因地制宜强调的是适应性和本地性。资源和工具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要巧用本地资源和本地智慧。上海图书馆此前研发的“爱悦读盒子”,只需几百元就可以实现电子书阅读、电子期刊阅读、视频观看、办证、帮助与反馈、配置与管理等。成本较低,功能却很多。现在市面上类似的阅读工具还有很多,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当然,前提是互联网接入等基础设施到位。
  第二,因人施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这里强调的是成效性,要因人、因户、因村而异,而不是一体适用。过去我们也提供了不少书刊及光盘等资源,但大多数都闲置在那里,很少有人翻阅和利用。如果只是摆设而没有实效,这样的形式主义将损害文化扶贫目的的实现。
  第三,因势利导,实现扶贫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这里强调的是可持续性,不是为了脱贫而脱贫,而要一举多得,既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又能有利于生态保护、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文化部的指导下,上海图书馆调研工作小组2015年10月起花了3个月,对贵州省遵义市马鞍村、福建省寿宁市下党村和福鼎市赤溪村进行了实地调研。这三个村,一个是国家级贫困村,一个是省级贫困村,还有一个已经实现脱贫。调研后,我们有一个感受:他们有资源、有产品、有经济作物,问题是东西卖不出去。在下党村,有几位农民拉着我们说:“能不能帮忙培训一下电子商务?”那么问题来了,农民的信息素养要提高、要培训,谁来做这个事?如果“扶”了半天,都没有“扶”到点子上,又怎么能实现真正的脱贫?以前公共文化项目介绍扶贫标兵、扶贫活动等方面的比较多,但支持当地实际应用的不多,今后应重点支持那些可直接用于扶贫、脱贫的平台建设。
  脱贫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要方便。为什么赤溪村这个“中国扶贫第一村”能够实现脱贫?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家花钱打通了该村与外界连通的隧道。道路开通后,赤溪村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调研时,村民提出他们需要文化方面的资源。赤溪村是畲族聚居地,为此我们有针对性地提供了很多有关畲族文化的信息资源。福建省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也把相关资源提供给了赤溪村。赤溪村把当地的资源和我们提供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制作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达到文化致富的效果。
  所以,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要了解和把握当地的文化需求,切忌“大水漫灌”。我看到有些贫困村的图书馆里都是一些“大路货”、一般性的图书,可能80%以上都不是农民需要的。当他们提出具体需求后,我们很高兴,马上设法解决,这样才能对接需求,实现文化精准扶贫。
  我想,对全国的图书馆和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结对子”做一些文化精准扶贫的实事。如果各县或镇的图书馆、文化馆都能通过志愿服务同相关贫困村“结对”,如果各地科研院所特别是农科院所有更多的技术人员同农民“结对”,那么到2020年最后5000多万人全面脱贫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所以,现在是我们用自己的专业资源和专业优势为扶贫、脱贫作贡献的冲刺阶段了。

  提升民众的信息素养,努力消除数字鸿沟

  信息素养是人民生活品质改善的重要尺度。过去,公共图书馆的任务是推进阅读,让更多的人识字并获得基本教育,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所以,不少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图书馆的公益性服务功能。如今,光有识字能力或基础教育水平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调查表明,60%的现代企业希望求职者具备数字技能和信息技能。在此背景下,各国目前都在加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力度,鼓励公共文化机构推进数字阅读,以提升民众的信息素养和技能。国际图联更是致力于增强图书馆与社会的关联度,明确提出要发挥图书馆作为信息、技能、通信技术提供者的作用。
  在所有的素养中,信息素养是基础,也最为关键。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改善教育状况、开发新的技能、寻找新的岗位、开创新的事业、健康决策乃至洞察环境问题的关键。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很多。比如,金融素养。如今大多数理财项目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可以通过财经知识讲座、信息操作培训等为民众提升金融素养提供服务。再如健康素养方面,可以通过卫生知识讲座和医生现场咨询等,为民众在医疗救助、健康养生方面提供信息支撑。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转型升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老少边穷地区也能用上微信、淘宝等移动服务。但是,这类服务基本上由商业性机构提供,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的占有率很低。为此,有必要发挥各级公共文化机构的综合优势,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突破口,着力打造各类文化服务应用或微站,并通过建立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实施相关商业平台和相关应用嵌入的试点,积极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转型升级。
  二是探索建设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文化“服务云”平台。建议打造分布式、可扩展和互联互通的公共文化“服务云”。相关资源内容可以来自文化机构(按一定格式外包加工),也可以来自第三方或用户自发生产。事实上,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在这方面已经有所布局。再加上精细的战略和实施方案,我们完全可以在精准扶贫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三是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资源数据、用户数据和服务数据是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的重要来源。只要能克服系统之间互联互通的问题,开发一定的数据接口,就可以很快建成公共数字文化大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进而反哺各类公共文化服务系统。这方面的资源很多,但需要更有效的管理方式。国家图书馆在元数据管理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些标准和措施,如果这些规范和措施可以推广,那么全国数据资源就能够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
  四是创新数字文化服务的模式与方法。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已经起步了,如福建省图书馆“文化一点通”和上海图书馆“爱悦读盒子”等方式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案例; 丽水市和三明市在数字文化馆建设方面着力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乡村春晚”和“半台戏”等模式对吸引公众参与有明显成效。
  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政府主导痕迹仍过于明显,自上而下较多,来自于群众的自发创造仍显不足。建议各级政府部门加大政策鼓励和扶持力度,在项目资金、专家队伍和推广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吸纳民间参与、激活社会活力。
  总之,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既任重道远又大有作为。我们要广泛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推进服务手段的多样化,提升民众尤其是贫困人群的信息素养与技能。今后一段时期,公共文化机构基层服务的重心是精准扶贫,而数字化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最有效手段。让我们通力合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有效推进文化精准扶贫发挥应有的作用。

思想者|吴建中:文化扶贫要精准,贫困村图书馆里不能多是“大路货”

Posted on 三月 5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解放日报,2017-3-5
思想者|吴建中:文化扶贫要精准,贫困村图书馆里不能多是“大路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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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上观新闻 作者:吴建中 2017-03-05 06:45:45

要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要了解和把握当地的需求,切忌“大水漫灌”。贫困村里的一些图书馆里都是一些“大路货”、一般性的图书,可能80%以上都不是他们需要的。

【编者按】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中国农历鸡年后的首次集体学习,聚焦我国脱贫攻坚形势和更好实施精准扶贫。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认为,文化精准扶贫是实现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要途径,扶贫脱贫最终归结于可持续发展、人民的获得感,文化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维度。以下是他在浙江省图书馆的演讲。
精准扶贫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一项战略任务,它被很多老百姓视为“第一民生工程”。我不是经济学家,今天为什么要讲精准扶贫?因为在我看来,全面小康社会意味着更好的生活,其中关键是人的发展,这离不开文化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的战略意义

2016年7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指出,扶贫开发到了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所面对的多数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需要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抓工作。其中在谈及“明确重点,精准聚焦”时,他提出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精准扶贫是扶贫攻坚进入新阶段的重大战略性调整,也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环节。

中国的扶贫脱贫战略是相当成功的。我国在过去30多年里实现了7亿人口的脱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绩,2013年至2016年4年间,每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都超过1000万人,累计脱贫5564万人。中央提出在未来几年里,也就是说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要全面解决脱贫的问题,所以我们务必要打好这一脱贫攻坚战。

扶贫脱贫不仅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也是全球的共同追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对此世界各国积极响应,并为推动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极大的努力。里约会议约定,每十年做一个盘点,到了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提出,可持续发展不只是环境的问题,还要关注社会问题,并把减贫放在了一个极为突出的位置上。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峰会)发表了《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提出需要一种更为全面和综合的可持续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体性问题。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该议程共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它致力于减贫、消除不平等、保护地球等目标,并覆盖全球经济、社会、环境等三大领域,其中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为17项目标之首,可见联合国对扶贫脱贫战略的高度重视。

扶贫脱贫是我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点工作,也是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全社会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满。中国计划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第一项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努力与联合国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紧密相连的,我们不仅要实现而且要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提出的战略目标。

精准扶贫的文化担当

既然扶贫脱贫最终归结于可持续发展、人民的获得感,那么文化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维度。2016年6月30日,中宣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召开全国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视频会议,研究部署“十三五”时期文化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实现到2020年,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

什么是文化精准扶贫?它是通过在文化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供给、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扶持、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活动,从而有效提升贫困人口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技能,逐步改善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

在这里,我从手段、原则与目标三个方面对文化精准扶贫逐一说明:

(1)文化精准扶贫手段。主要包括:夯实文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改善贫困地区的硬件环境;加大文化产品供给,输送各类优质资源和项目;建立科学高效的综合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服务效能;帮助开发地方文化资源,创新发展本地文化产业;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以人为本,向贫困人口传播现代文化思想理念和先进的文化价值观念。

(2)文化精准扶贫原则。一是要精确定位。精准掌握贫困对象和贫困区域,以及当地文化建设的现状、人口文化教育水平及实际文化需求,明确不同地区和人群间的文化差异,找准导致地区贫困的涉及文化领域的相关问题和症结。二是要精准实施。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实施精准的文化扶贫措施,坚持“因户制策、对症下药”的原则,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文化帮扶计划,集中力量提供有针对性并能切实满足当地文化需要的优质文化基础设施、资源、产品及服务。

(3)文化精准扶贫目标。从整体上提高贫困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依靠贫困人口自身的力量,从根本上消除地区贫困,是开展文化精准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立足贫困地区的优秀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带动力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或独特产品,打造特色文化产业链,从而提升当地文化吸引力和文化附加值,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提高人口生活品质,是实现脱贫致富的另一重要目标。

“三村调研”揭示了哪些问题

在实现文化精准扶贫过程中,数字化是一个有效手段。

首先,文化精准扶贫的前提是要体现精确识别,在这方面数字化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通过数字化手段增强针对性;第二,文化精准扶贫的关键在精确帮扶,要通过数字化培训、结对及志愿服务等方式实施精确帮扶;第三,实现文化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加强精确管理,如供需对接、运用大数据进行管理等。

在“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基础上,就能够实现因地制宜、因人施策、因势利导。

第一,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文化服务。因地制宜强调的是适应性和本地性,资源和工具不是越贵越好,而是能巧用本地资源和本地智慧,如上海图书馆此前研发的“爱悦读盒子”,成本很低,只需几百元就可以实现电子书阅读、电子期刊阅读、视频观看、办证、帮助与反馈、配置与管理等功能。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阅读工具有很多,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当然,前提是互联网接入等基础设施的到位。

第二,因人施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这里强调的是成效性,要因人、因户、因村而异,而不是一体适用。过去我们也提供了不少书刊以及光盘等资源,但大多数都闲置在那里,很少有人翻阅和利用。如果只是摆设而没有实效,这样的形式主义将损害文化扶贫目的的实现。

第三,因势利导,实现扶贫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这里强调的是可持续性,不是为了脱贫而脱贫,而是能一举多得,既能保障农民的文化权益,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又能实现生态保护、企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等。

在这里,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文化部的指导下,上海图书馆调研工作小组2015年10月起花了3个月,对贵州省遵义市马鞍村、福建省寿宁市下党村和福鼎市赤溪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从这3个村的情况来看,一个是国家级贫困村,一个是省级贫困村,还有一个已经实现脱贫。 调研后,我们有一个感受:他们有资源,有产品,有自己的经济作物,问题是这些地区的交通非常不便,东西卖不出去。例如,在下党村,柑橘很可口,但只卖一块钱一斤,如果交通便利的话,价格起码要翻倍。以前公共文化项目介绍扶贫标兵、扶贫活动等方面的比较多,但支持当地实际应用的不多,今后应重点支持那些真正用于扶贫脱贫的平台建设。在下党村调研时,有几个农民拉着我们说:“能不能帮我们培训一下电子商务?”他们说:“现在我们的电子商务都是请企业帮我们做,他们怎么做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自己能做主的话,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那么问题来了,农民的信息素养要提高,需要培训,谁来做这个事?如果“扶”了半天,都没有“扶”到点子上,又怎么能实现真正的脱贫?

脱贫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交通要方便。为什么福鼎市赤溪村这个“中国扶贫第一村”能够实现脱贫?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花钱打通了该村与外界连通的隧道。道路开通后,赤溪村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我们去调研时,村民提出他们需要文化方面的资源。赤溪村是少数民族畲族聚居地,为此我们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有关畲族文化的信息资源,福建省图书馆和浙江省图书馆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源,他们很支持,也把相关资源提供给了赤溪村。赤溪村把当地的资源和我们提供的信息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制作各式各样的文化产品,达到文化致富的效果。所以,要真正实现精准扶贫,就要了解和把握当地的需求,切忌“大水漫灌”。我看到贫困村里的一些图书馆里都是一些“大路货”、一般性的图书,可能80%以上都不是他们需要的。当他们提出具体需求以后,我们很高兴,马上设法解决,这样才能对接需求,实现文化精准扶贫。

我想,对全国的图书馆和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们“结对子”做一些文化精准扶贫的实事。如果各县或镇的图书馆和文化馆都能通过志愿服务同这些贫困村“结对”,如果各地科研院所、特别是农科院所有更多的技术人员同他们“结对”,那么到2020年最后的5000多万人全面脱贫的目标是一定能实现的。所以,下一步的冲刺非常重要。我认为,现在是我们用自己的专业资源和专业优势为扶贫脱贫做贡献最好的时候。

信息化是有助于脱贫的

在“三村调研”的个案中,我提到了农民信息素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想重点谈一下。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如果我们每一个图书馆、文化馆都能贡献一点点的话,贫困村的需求就能得到很好满足。那么,其中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关键不仅在硬件,更重要是在软件、在人的问题上,核心在于农民的信息素养。提高农民的信息素养是文化精准扶贫应有之义。今天我们已进入信息化社会,一个人贫富与否,更多取决于其获取资源的能力。

我看到一组数据,这些数据告诉我们,信息化是有助于脱贫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了一篇报告,题目为《移动时代的阅读:发展中国家移动阅读研究》。这一研究发现,原本不喜爱阅读的492人(11%)中,306人(即492人中的62%)在接触移动阅读后改变了态度,变得更喜爱阅读了。这意味着,移动阅读是可以激活阅读的。农民在接受移动阅读后比平时阅读更多了,即移动阅读能增加阅读人群的阅读频率。同时该调查表明,62%的人认为使用移动阅读增加了其阅读量。

这事实上反映了两个趋势:一是阅读的兴趣爱好提升了,一是阅读的频率提高了。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示,即数字阅读与纸本阅读不是一对矛盾,而是一种相互补充。数字阅读有助于信息素养的提高。

信息素养是人民生活品质改善的重要尺度。过去公共图书馆的任务是推进阅读,让更多的人能识字、获得基本教育,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所以许多国家通过立法确立了图书馆公益性服务的地位,而如今光有识字能力或基础教育水平已不能适应现代职场的需要。有调查表明,60%的现代企业希望求职者具备数字技能和信息技能。现在各国都在加大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力度,鼓励公共文化机构推进数字阅读,以提升民众的信息素养和技能。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图联一直在努力增强图书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度,提出要确保将图书馆作为信息获取点,并发挥图书馆作为信息、技能、信息通信技术提供者的作用。国际图联发布的《图书馆与社会发展宣言》强调,要体现社会和文化包容,为民众公平获取信息、参与发展创造条件。在所有的素养中,信息素养是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掌握获取信息的能力是“改善教育状况、开发新的技能、寻找新的岗位、开创新的事业、做好务农或健康决策或者洞察环境问题等”的关键。在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如金融素养,如今大多数理财项目都需要具备一定的信息能力,我们可以通过财经知识讲座、信息操作培训等为民众提升金融素养提供服务。再比如健康素养方面,可以通过卫生知识讲座和医生现场咨询等,为民众在医疗救助和健康养生方面做出更好判断提供信息支撑。以上列举的很多都是面向发展的新项目,今后不仅要提供阅读辅导,而且也要在这些新项目的开发上有所作为。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要转型升级

实现文化精准扶贫,在具体操作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转型升级。

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老少边穷地区已经能用上微信、淘宝、QQ等移动App服务,但这类服务基本上都由商业性机构提供,公益性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很低。所以,我们要发挥各级公共文化机构的综合优势,以移动互联网应用为突破口,着力打造自身的各类文化服务应用或微站,并通过建立灵活多样的合作方式,实施相关商业平台和相关应用嵌入的试点,从根本上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转型升级。

►探索建设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文化服务云平台。

建议打造分布式、可扩展和互联互通的公共文化服务云。其实,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已经在这方面谋篇布局了。我们有相当丰富的资源,再加上精细的战略和实施方案,完全可以在精准扶贫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公共文化机构既可以作为管理者参与运营,也可以外包运营。资源内容可以来自文化机构(按一定格式外包加工),也可以来自第三方或用户自发生产。

►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数据采集与分析系统。

资源数据、用户数据和服务数据等都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大数据的重要来源,只要能克服系统之间互联互通的问题,开发一定的数据接口,就可以很快建成公共数字文化大数据采集与分析平台,进而反哺各类公共文化服务系统,使其升级为基于大数据的运营管理系统。这方面的资源很多,但需要有效的管理方式。国家图书馆在元数据管理方面已经提出了一些标准和措施,如果这些规范和措施可以在全国范围推广,那么全国数据资源就可以处于一个有序的状态。

►创新数字文化服务的模式与方法。

事实上,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已经开始起步,如福建省图书馆“文化一点通”和上海图书馆“爱悦读盒子”等方式都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应用案例;丽水市和三明市在数字文化馆建设方面着力满足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乡村春晚”和“半台戏”等模式对吸引公众参与有明显成效。

但在实际调研中,我们也发现,政府主导痕迹仍过于明显,自上而下较多,来自于群众的自发创造仍显不足。因此,建议政府加大政策鼓励和扶持力度,在项目资金、专家队伍和推广应用等方面应吸纳和激活民间和社会活力,致力于创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模式和新方法。

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在消除数字鸿沟方面既任重道远,又大有作为。我们要广泛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推进服务手段的多样化,提升民众尤其是边远地区农民的信息素养。今后一段时期,公共文化机构基层服务的重心是精准扶贫,而数字化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最有效手段。让我们通力合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为有效推进文化精准扶贫作出应有的贡献。

【思想者小传】

吴建中,上海市政府参事,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2年1月—2016年9月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曾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2001-2005)、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等。出版有《21世纪图书馆新论》《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世博会主题演绎》《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人的城市: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知识是流动的》等著作20余本,论文300余篇。

青年报:沪成立全国高校首家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

Posted on 三月 4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青年报2017年3月2日(A08版)记者刘昕璐报道:文物修复,既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昨天,中国高校首家“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揭牌成立,培养本科生。该学院在原有三个修复专业的基础上,今年将面向全国约计招收45名新生。

“要修的太多,修的人太少”

数据显示,我国已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29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8831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8371处;先后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19座(2012年),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528座(2014年)。全国馆藏文物3000万件(套),半数以上需要修复。而目前全国文化遗产行业从业人员约为11万人,即便全员上岗,每人年均修复50件计,至少需要150年。

与此同时,行业内却存在学历层次整体偏低、专业技术力量不足、专业知识更新缓慢、队伍素养和业务能力亟待提高等现象。在教育培育领域,适合中国文化遗产特性、保护管理和传承模式的理论探索也存在奇缺。

“要求毕业生能‘文’能‘武’”

根据国家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的发展需要,经教育部批复,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的油画保护与修复、陶瓷保护与修复、纸本保护与修复专业自2008年起在学校美术学院开办,现已招收9届学生,毕业生4届共计152名学生。

为了更好的推进我国文物保护与修复的本科教育,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在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教委和市文广局的重视和倾力支持下,经过充分论证与研究,在原有三个修复专业的基础上,于学校迁建的徽派建筑“状元楼”正式成立“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并相应成立学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同时,拟适时设立金属(青铜器)、古家具、古建筑、壁画和纺织品修复等新专业方向。

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吴建中表示,修复文物的过程是一个学习、请教、升华的过程,成为一名合格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者,首先要有敬畏之心。“要敬畏历史,这样你才能静下心来,与古人对话,去追寻古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材料,制作这样的造型。我们的文物修复者是连接古今的桥梁,是延续文化的中介,而这些人往往是默默无闻的。此外,文物一定要为现代生活服务,变成学习、开发的资源,让更多人了解历史、传承历史。”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表示,该校设立的文物保护与修复学院与普通的文博专业不同,将定位于技能型本科培养模式,要求将来毕业的学生能“文”能“武”,“文”能通晓历史,懂得辨别文物真伪,“武”能动手修复古物,让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见于世人。

当天,来自全国文化遗产行业的专家学者还在学院新址召开“文物保护与修复”主题研讨会,内容涵盖该学科和专业定位、结构、培养目标及内涵建设和文修学院如何与业界接轨,发挥“需学研产”协同创新优势。

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 谋划科学——专家学者热议《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

Posted on 三月 3rd, 2017 in 感悟 by jzwu

中国文化报记者 李 静 王学思 叶 飞 曲晓燕 刘 淼
近日,《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发布。业界专家学者对规划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份令人振奋、鼓舞人心的战略规划,不仅指明了未来几年我国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方向,而且提出了贯彻实施好这一宏伟规划的重点任务和具体举措。

公共文化:全面发力 重点突出
“规划设计了与小康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发展蓝图、实现路径与重点任务,全面发力、重点突出是突出特点。”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李国新表示,全面发力,是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融入文化发展改革的方方面面。规划部署的艺术精品创作生产战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化产业发展等领域的重点任务,可以看到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全面支撑和深度融合,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文化成果人民共享的思想。重点突出,是立足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现实基础,明确了“十三五”时期的三大着力点。一是加大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等重点任务,体现了补短板、兜底线、促进均衡协调发展的思路。二是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完善协调机制、统筹实施重大文化工程等,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针对性措施。三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机制、培育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推动公共文化设施社会化运营管理等重点任务,为加快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指明了方向。

上海市政府参事、上海图书馆原馆长吴建中表示,规划抓住数字化这一发力点,有助于优质高效地完成规划确定的各项发展改革目标和任务。一是扎实推进文化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文化部“十三五”期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开展因需而异、因地制宜的文化精准扶贫活动,努力改善和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二是整合实施数字文化项目。各系统各层面都有一些网络化和数字化项目,有效规划、整合、实施好这些项目不仅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提升我国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整体水平。三是着力搭建数字共享平台。各级各类文化部门都拥有丰富的文化信息资源,如何将这些处于分散状态的资源有序地开放出来,实现全社会共享和开发利用是“十三五”时期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永恒说,规划最突出的亮点在于:坚持以人为本,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新要求、新期待,科学谋划文化工作,使人民群众在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坚持改革创新,激发各类文化主体的创新活力,尤其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不仅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关心和参与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而且也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开放包容的文化格局。促进文化与现代科技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融合,培育新兴文化业态,把现代科技作为推动文化跨越式发展,提升文化创新能力、展示能力和传播能力的新引擎。针对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缺口,重点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力度,逐步提升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动力,有利于促进文化的均衡协调发展,彰显公平正义的理念。

文化产业:西部的发展是“棋眼”

“规划在集中叙述文化产业发展的这一章中,对中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发展特色文化产业予以重点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蓝皮书》主编张晓明说,这就将“十三五”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国家扶贫攻坚战的需求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新时期国家文化产业空间布局调整的一个重点。他认为,西部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是“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这盘大棋的一个“棋眼”,可以在此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结合,可以在此集中探索文化产业与制造、建筑、设计、信息、旅游、农业等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祁述裕表示,规划从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出发,着眼于到2020年实现使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并实现提质增效,提出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营造一视同仁的企业发展环境、建设完善的投融资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新的思路和举措,为解决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促进“十三五”文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主任陈岸瑛表示,读完规划,最大的两个感受是复兴传统文化不是保守也不是倒退,而是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和即将实施的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是其中两个重要抓手;发展文化产业不是追求同质化和规模数量,而是追求个性化与品质的提升,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战略。“支持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打造特色文化产业群”,体现了富于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切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求。

文化交流:要有学术计划作为支撑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西平说,规划规模宏大、立意高远,其中提到“加强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更是令人欣喜。“十二五”期间,文化部举办的“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等活动得到了学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落地,中国学界与汉学界的互动将更加频繁和深入,这要求在做好一场场交流活动的同时,也要有中长期学术计划作为支撑,如对汉学史、汉学家研究方向进行梳理,建立世界汉学家数据库等。北京外国语大学正在补齐“一带一路”各语种语言教学,且学校拥有专门的汉学研究机构,相信此领域大有可为。

“规划提出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可谓正当其时。”首都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李嘉珊表示,文化贸易是“一带一路”战略有效实施的前导链和压舱石,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可交易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对外传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贸易不仅是打开各国“文化围城”的有效手段,还能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润滑和平缓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强势成长给世界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同时,利用市场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有效配置,精耕细作海外文化市场,也将为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合作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经贸条件。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金武刚说,规划首次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两大新功能:一是文化交流,促进“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二是边境地区文化建设,推动“文化稳边、固边、兴边”。这既是站在国家立场上对“十三五”期间文化改革发展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满怀国家意识,对文化软实力作用的崭新认识。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区差异大,不同的地区、民族群体有不完全一样的利益诉求。在这样的条件下,尤其需要用文化来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需要用文化凝聚全民共识的国家精神、国家认同,从而把每个人的梦想,汇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昆曲名家谷好好也表示,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如果说那是一针兴奋剂,那么这规划就是一针强心剂。她说,规划是她近期见到的最详实的文件,既有高屋建瓴的纲领性、指导性意见,又有具体的目标方向、主要任务、重要举措、总体要求,就像给了一份工作指南,既有引领性又有可操作性,而且涉及面非常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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