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文采会上对浦东、苏州和嘉兴公共文化服务的点评

Posted on 二月 26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24日参加了浦东文采会,在浦东新区、苏州和嘉兴文广局介绍各自发展经验后我做了点评。大致内容如下:
浦东:公共数字文化和文化供需对接是两个热门话题,对接最好的实现方式和评价手段是数字化。浦东新区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利用现代数字化手段,搭建了文采这个大平台。这是一个战略性的机遇,谁抓住了机遇,谁就把握住了新一轮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主动权。我们很荣幸能见证这一时刻。浦东在智慧城市建设上起步很早,创图在数字文化上已经很有经验了,两者在文化效能的合作开发上真可谓强强联合,希望两家合作能为全国起到示范作用。这次展示的是文化供需,我相信按现有的能力和技术,除了程序等形式以外,技术本身不成问题,我只是希望,一,再接再厉,在发展中注重向同行学习,并加强与同行之间的合作;二,做大规模,规模越大,数据越全,增值效应越好;三,将文化大数据与区域内的其他大数据紧密结合,为数字浦东的建设与发展做出贡献。
苏州:苏州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最突出的是苏州从一开始就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整合在一起,不仅解决了体制的问题,而且有了一个整体的思考,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进展比较顺利,几乎没有走过回头路,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建议:一,加强资源建设,进一步扩充和深化内容,可以考虑将市民收藏也纳入进来;二,推进开放数据建设,在开放自身接口的同时,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开放资源。
嘉兴:嘉兴以“文化有约”为核心,打造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新业态,这是值得在公共文化界推广的创新举措。报告已经提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我想直接提几点建议。一,深化服务内容,目前的重点还在于利用数字化的特点提升服务手段上,今后的重心将突出数字内容建设;二,提升合作水平,增强系统与其他领域合作的能力,逐步将文化服务与区域内的其他社会服务融合在一起。

嘉宾观点|吴建中、李天纲:曾经风靡欧洲的中国风——造纸术、亭子、儒道释思想

Posted on 二月 13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原创 2017-02-13 吴建中、李天纲 文汇讲堂
18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流行的是“中国风”。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是一种自然神学。
今天刊发上海市参事、原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文汇讲堂第104期嘉宾)、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教授李天纲(文汇讲堂第25期嘉宾)观点,两位分别论述了“中物西传”和“中学西传”的研究心得。以延续上周三位嘉宾姜义华、杜维明、钱复所述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意义。(详见链接)
吴建中:造纸术、印刷术如何传到欧洲
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2100多年前,中国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东亚,在其后的千百年间,在一代一代人的探索和努力下,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贸易走廊不断延长和扩大,通过这条走廊,商人们将欧亚大陆东端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运往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同时将西方的香料等产品运往东方,所以人们形象地将这一条贸易走廊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一词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1877年出版的题为《中国》的书里,他把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广泛使用。
古代丝绸之路,从商品的流动到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是从商品开始的,但是商品的背后是文化。所以,在商品流动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开始了。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本书——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中华文明历经风雨寒暑,始终保持了一贯的性格,那么,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是藏书文化。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或五大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为什么没有中断过,因为语言没有中断,文字没有中断,文化没有中断,其他国家或民族攻打进来后,最后还是被中华文化同化了。中华文化之所以始终保持了一贯的性格,是因为历代图书馆工作者、档案工作者做出了巨大努力,把文献和档案一代一代延续到今天。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工作者、档案工作者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在丝绸之路的交流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早就在向西方传播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无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是比较积极、客观的,就像汤因比这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低中国,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大的贡献。我们的造纸术、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通向四方,这一点有些西方人不愿意承认。比如他们认为,活字印刷是他们发明的。
1972年,汤因比在其著作《历史研究》中提出,藏书文化是中华文明历经五千载依然保持一贯性格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发明早于欧洲,但古登堡发动了传播革命
造纸术是怎么传到欧洲的?首先,造纸术是在公元前后的200到300年里发明出来的。此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阿拉伯,然后再传播到欧洲。国外也有人承认,中国发明造纸术后的1000多年,欧洲才建立了造纸厂。虽然近代造纸工业发展很快,但其基本原理跟蔡伦造纸方法基本相同。也就是说造纸术是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
第二,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因为缺乏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个别国家的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首创权提出了异议。这次甘肃图书馆百年馆庆请来了史金波先生。史金波先生和雅森•吾守尔先生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一书当中,介绍了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印刷品的实物文献。在巴黎吉美博物馆中,藏有800年前的回鹘文木活字。这是世界上最早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术,年代在12世纪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应该说它早于古登堡使用金属活字200年左右。
为什么说回鹘文是一个以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呢?我请教了史先生,回鹘文活字与中原汉字活字和西夏文活字不同,不都以字(词)为单位。回鹘文活字有以音节、语音为单位的,是介于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和以汉字活字之间的中介类型活字,它已经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原则。所以史金波先生这个研究,从事实上否定了“古登堡第一个用字母活字印书”的观点。但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古登堡革命是一场传播革命,我们通常把发明权和传播力混在一起了,发明权不成问题,中国最早,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最早,但是在传播力方面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在封建时代,知识是被少数人占有的,统治者或上流社会常常把技术看作是奇技淫巧,不愿接受大众性的事物。当造纸和印刷出现的时候,上流社会起先对它不屑一顾,后来官府觉得这是重要的传播工具,开始由官府印书。而古登堡革命的意义在于推动了大众传播,有人说,它是文艺复兴的有力推动者。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到了西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
500年前的“中国风”曾风靡欧洲
另外还要特别提一下“中国风”。 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传播了中国的文化。18世纪欧洲兴起了“启蒙运动”,在那时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法文是Chinoiserie。“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中国风”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方,使西方对中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喜欢用“中国风”的提法,在对外传播和交流中用这个词汇比用“汉风”更好。因为中华文化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群体性文化。
敦煌文博会有86个国家1500位代表参与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我国现在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已经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也开始频繁起来,合作内容也开始丰富起来,近几年在不同国家还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2016年9月敦煌文博会是以“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国家级文化盛会,有86个国家、5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15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发表了《敦煌宣言》。
2016年9月,敦煌文博会有86个国家、5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1500多位代表参与。会议发表了《敦煌宣言》
“中国文化走出去”始于千百年前的丝绸之路,虽然其间经历过风风雨雨、断断续续,但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和向往始终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欧洲近代中国风的兴起表明西方人不仅对中华文化持有好感,而且试图以此来弥补欧洲文化的不足和缺陷。今天,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更要文化先行,通过不同文化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共同构筑起一个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文化对话和交流的命运共同体。
(本文摘编自吴建中2016年12月在甘肃省图书馆百年庆典纪念会上的演讲)
李天纲:传教士龙华民的著作《论中国宗教》如何风靡欧洲高级知识分子圈
今天,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
法国路易十四曾派遣“传教团”来中国找书
真正独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很早就都知道,中国思想、中华文明对西方也有作用,影响是双向的。
在“中物西传”的过程中,图书和版本非常重要。据我判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的线装书是最为关键的媒介之一。丝绸、茶叶、瓷器、棉布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流物品,但是书籍也十分重要,在中日、中欧的物质交流中,图书是最高尚的物品。我看史料,法王路易十四是因为妒忌葡萄牙国王的图书馆里有很漂亮的线装书,因此设法派出“国王传教团”来中国找书。当时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不久,纸质印刷品在欧洲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一样好东西。中国早就有书,而且书的形态很复杂,和欧洲很不一样。国王传教团到中国江南收集图书,徐光启孙女还委托柏应理神父,给路易十四捎回去几百本书,至今还保存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部。
路易十四的国王传教团曾到中国江南收集图书
龙华民是利玛窦之后的重要传教士,其著作译本遍布整个欧洲
龙华民在中国传教史上非常重要,他是利玛窦的继承者。他在中国写了《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一书(简称《论中国宗教》),可是影响不全在中国,而是在欧洲。从17世纪中叶起,到整个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对欧洲的启蒙运动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实际上讨论的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即它到底是一种宗教(或迷信),还是一种健康思想。
该书在1620年前后写成。龙华民继承利玛窦的职位已经十年,利玛窦1610年去世,他到了1620年后系统地写了这本著作。写定以后,到1627年全国的耶稣会士在孙元化的家乡嘉定城中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决定天主教是否需要和儒家合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第一个文本是葡萄牙文。龙华民是意大利人,但是葡萄牙国王握有中国传教的“保教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都必须经过葡萄牙国王的指导,所有文件都要用葡萄牙文写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第二个文本是拉丁文本,拉丁文是天主教会的工作语言,也是学术语言。拉丁文本作为内部讨论本,在耶稣会士之间秘密阅读,不得外传。嘉定会议做了决定之后,为了避免争议,只保留一个文本,其他都烧掉。1660年,这个拉丁文本被耶稣会士汪儒望稀里糊涂地赠送给了西班牙籍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本传出去后,不幸还传到了西班牙籍道明会神学家闵明我手里。闵明我如获至宝,在1667年翻译成西班牙文,用来攻击讲葡萄牙语的耶稣会士。《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全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1701年,巴黎索邦大学神学院翻译了法文本;1604年,又有了英文本,接着欧洲所有语言都有翻译了。

龙华民(1559年-1654年)是利玛窦之后在中国的重要传教士,他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引起全欧洲对中国的关注。
这本书有好多版本,欧洲文字的翻译差不多都有了,却没有中文本。书里涉及大量儒学知识,搞清这些知识必须回到汉语来讲。利玛窦过世以后,龙华民对前辈的传教思想、传教路线,以及耶稣会士容忍的整套东西——其实也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比如庙宇、牌位、牺牲、酒类、案桌等做了检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观念之争,其实也是中西之间的制度之争,仪式之争、物品之争。龙华民不能接受中国的物质、物品、仪式、哲学和神学,要求严格限制,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个争议必须讨论,而讨论都是在汉语语境下发生的。龙华民懂中文、说中文,在中国住了57年,96岁时在中国去世。他受了完整的“士林哲学”训练,但在中国交往的都是大学士、六部大臣和翰林院儒臣,耳濡目染的儒学造诣,让他深入堂奥,了解到很多儒学的内部消息。我认为,莱布尼茨和欧洲哲学家了解到的“儒家”、“孔夫子”,其实是由龙华民挑选出来,加以解释了的朱熹理学(Neo-Confucianism)思想。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龙华民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试图把中国的精神、物质、礼仪和习俗作一个整体的把握,然后判断它是不是可以被宽容。龙华民读的书籍版本也很重要,他脑子里的概念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来,要处理的问题却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些儒家经学著作中。他看的都是江南、广东刊印的流行刻本。龙华民的汉语根底和概念能力都很不错,文本中的朱熹语录,都能一字一句地与引文对得上。我们要把这些中西文本的含义注释出来,把龙华民和欧洲哲学家的“儒家”问题还原到汉语语境,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龙华民的这本书其实比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的影响更大,而且它的读者全都是思想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莱布尼茨读这本书,他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样想问题的。其后伏尔泰、孟德斯鸠、马勒伯朗斯、康德、黑格尔,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全都读过这本书。
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的物质形态如地理、物产、人种等极为关注
莱布尼茨读了这本书,再加上其他的研究,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还有后来出版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一系列“汉学”著作,形成了他的“中国观”。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物质文明非常感兴趣,他的想法是要知道大陆另一端的自然、地理、气候、物产、人种,以及语言、风俗、礼仪、神学等等。是否和欧洲一致。他访问罗马,通讯北京,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求在华耶稣会士作出回答。因此,各种各样关于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以及物质形态的研究,如中国的人参、茶叶、水稻、棉布、高岭土、造纸、印刷、火药等等各种物质形态的研究,都由此带动。
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其最终的结论是意识形态和观念性质的,但莱布尼茨等17、18世纪的哲学家和19、20世纪的哲学家不同,他们研究的对象要“广谱”许多。“文艺复兴”以后很久,欧洲学者一直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博学,所谓“学者”,就应该是“A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莱布尼茨、伏尔泰,这些启蒙思想家都是维科《新工具》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学者。18世纪的维科要求把“欧洲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我们今天则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东、西方分开叙述的“世界史”放到一个融会贯通的“全球史”中来理解。
莱布尼茨、伏尔泰都想弄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种:他们有什么思想?和欧洲人有没有共性?如果人类在起源和迁徙中都是一体,那同一性的基础又在哪里?莱布尼茨们通过如此“广谱”的研究作了结论,他们这些开明派都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本质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一种自然神学。启蒙思想家们都认为欧洲人裹在《圣经》的章句和概念中走不出来,中国人则不那么教条,早就有了自然主义的神学思想,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这种“自然神学”可以带他们走到理性的道路上去,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很大的赞美,不无自我想象的因素。
我认为,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表达了他们对欧洲自身文化的诉求,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和20世纪一心“西化”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也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物质形态非常关注,大家可以看伏尔泰的《风俗论》,其中对中国地理、气候、物产,甚至对长江三角洲的生产方式,都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利玛窦、龙华民,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一直是和中华文明的物质形态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名著《风俗论》中对中国的地理、气候、物产以及生产方式都有细致的研究。
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一个“广谱”的全球史研究正在展开。
(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演讲整理,首刊于2月10日文汇学人)
上述文章删改、大小标题编辑为李念

东学西传将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热门话题

Posted on 二月 12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周末在家看文汇学人近期的几篇中西交流史的演讲录,主要讲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以前我们讲西学东渐的多,李天纲、王维江等几篇文章重点讲述中国文化的西传,很精彩。其中也提到了上海图书馆的徐家汇藏书楼的作用,深有感慨。
我曾经在甘肃省图书馆百年馆庆上做了一个发言,讲到一带一路的文化价值问题,在中国文化西传方面我分两块讲,一块是早期造纸术和印刷术的西传,一块是十七八世纪的中国风(Chinoiserie),但由于演讲时间有限,再加上资料缺乏,中国风内容一笔带过,没有深入讲。西方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兴盛中国风,总会有它的道理,比如李天纲讲到,莱布尼茨经过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考察,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西方人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自然神学,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而不应裹在圣经和神学的章句和概念中走不出来。东方人认为自然也是有智慧的,西方人对此不理解,所以对中国人的器物很感兴趣。
19世纪末在巴黎举办世博会的时候,中国贡献了一个中国风的亭子,世博会结束后法国人把它买了下来。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法国人曾问我们能否找到该亭子的主人,我们没有查到,很可惜。今后有机会我真想去看看这个亭子。这说明什么呢?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也是很着迷的,在一带一路的研究中有必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
徐家汇藏书楼之所以现在能成为中西交流的关注点,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图书馆保留了藏书楼所有的原始资料,另一方面是因为上海图书馆引进了罗文达藏书,罗文达先生先是把他的核心藏书卖给我们,后来他写下遗嘱,把所有参考书和工具书捐赠给了我们,使得这批当时外国人研究中国的资料完整地保留在上海图书馆。这批资料中有很多都未曾被发现或翻译,是一个值得挖掘的知识宝库。现在徐家汇藏书楼不仅成为中西交流资料中心,而且也将成为中西交流知识中心,再进一步的话,今后上海图书馆东馆将出现一个惠及中西交流史学者的中西交流共享空间,不仅有这方面的资料,而且有自己培养的具有导航能力的研究馆员。

知识共享(CC)许可协议开放试用新搜索功能CC Search BETA

Posted on 二月 1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这两天一直在政协开会,利用会议间歇准备下一次常委会的发言稿。这次我主要讲数据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今天看到一则新闻,是知识共享(CC)许可协议的新搜索试验版,试验版可以搜索阿姆斯特丹Rijksmuseum 美术馆、Flickr、500px、纽约公共图书馆开放的内容,而且可以限定搜索许可种类、主题标签等内容。它还有连接社交媒体、编制清单和增加共享和标签等功能。https://creativecommons.org/2017/02/07/new-cc-search/

我平时写东西最担心版权问题,所以常常选择没有版权问题的信息内容,有了这个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限定搜索我所需要的内容。同时我也在想国内这么多信息源,为什么不能参照这一机制,将它们汇集在一起方便读者利用呢?这不仅涉及共享机制问题,而且与开放政策有关,估计还有一段路要走。

人工智能赋予动物人脑功能的话,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Posted on 二月 9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这两天抽空看了一些人工智能的东西。半个世纪前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奢望,这几年突然爆发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大数据及其处理速度的提升和数据流技术的发展,以前信息孤立地存在于一个个不同的地方,现在这些信息可以根据你的需要动态地聚集在一起;二是脑科学和深度学习的发展,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让机器模拟神经元来逐渐学习如何识别图像、理解语言并作出自己的决定。在弱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告诉机器做什么,机器可以完成得很好,比如阿尔法狗,就像今天文汇报上所说,对于确定性、完整性、封闭性的知识机器可以比人做得好。但是人类有按直觉做决定的天性,还有很多我们自己都未知的算法功能,所以再进一步,就需要深入到能模拟人类思维,关键在于把人脑的最小细胞单位神经元搞清楚。当然这两个因素是互补的,即使人工神经网络有了突破,没有巨量、高速的计算也不行,比如谷歌大脑的1.6万个CPU运行7天才能完成猫脸的无监督学习训练,谷歌大脑实现模拟人脑的突触数量仅为100亿个,而人脑突触数量要超过100万亿个,而这一切到量子计算时代就不成问题了。
如果说20年为一代的话,人类至今已经历了25万代了,从猿到人,进化的过程是相当缓慢、潜移默化的。但人工智能从老鼠的智力,发展到猴子的智力,再达到类似人的智力只不过用了几十年,机器达到强人工智能是近在眼前的事,用不了百年就能够实现超人工智能。
但同时我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工具的使用和时间的积累,而动物不会用工具,也没有时间概念,其功能可以进化,但记忆不可延续,但人工智能赋予动物人脑功能后会发生什么状况呢?

吴建中:从创客空间到第三代图书馆(e线图情,2017-2-1)

Posted on 二月 6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作者] 刘锦山

[单位]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人物介绍] 吴建中,研究馆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府参事。197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1982年获该校文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英国威尔士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上海市政府参事。2002年1月-2016年9月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社会职务有: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兼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会长,曾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2001-2005),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出版有《21世纪图书馆新论》、《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世博会主题演绎》、《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人的城市: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知识是流动的》等著作20余本,论文300余篇。

[关键词] 创客空间 第三代图书馆 上海市图书馆 图书馆创新 知识流

采访时间:2016年11月21日

初稿时间:2017年1月18日

定稿时间:2017年2月1日

采访地点:广州市图书馆

版本:文字版

目前,图书馆的转型发展受到业内人士的普遍关注,大家从图书馆的发展历史、实践与理论方面纷纷对这一问题展开探索和研究。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原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先生通过自己多年来的实践和思考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2016年11月在广州市图书馆召开的第七届信息技术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e线图情就此采访了吴建中先生。

一、“第三代图书馆”

刘锦山:吴馆长,您好。很高兴您又一次接受e线图情的采访。目前,图书馆正处于转型发展时期,您根据多年来对图书馆发展历史与实践的观察、研究和思考,提出了图书馆发展的“三阶段论”,即“第一代图书馆”、“第二代图书馆”与“第三代图书馆”。按照您给的定义,“第一代图书馆”和“第二代图书馆”都是以书为基础的,而“第三代图书馆”则是对前两代图书馆的超越,是“以人为本”的图书馆。请您具体向读者朋友谈谈“第三代图书馆”的内涵及其对图书馆办馆实践的影响。

吴建中:谢谢e线图情和刘总。首先,我想讲一下“第三代图书馆”是怎么提出来的。“第三代图书馆”这个概念的提出还是有其偶然性的。当时上海图书馆要建一个新馆,希望这个新馆20年甚至30年不落后。现在很多新馆建了十年不到就满载了,然后又要考虑建新馆,这种思考方式是有问题的。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的基点上来思考新馆的建设。“第三代图书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提出来的。经过了大量调研,我们发现以前的图书馆基本上都是以书为主体的,所以我把它叫做第一代和第二代图书馆。那么怎么来划分呢?简单地说,第一代是以藏书为中心的图书馆,藏书与阅览是分离的,国内我们叫藏书楼。“第二代图书馆”突出开放,让更多的书处于开架状态,有人甚至提出图书馆95%的书都要开架。“第二代图书馆”实际上是一个开放形态的图书馆。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都是以书为主体的图书馆,从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到今天只有两千年左右的历史,所以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书的出现只是一瞬间。现在将要取代它的是数字或者电子信息,当然今后还会有量子,甚至更高形式的信息载体。总体来讲,这些载体形态的出现为知识存储提供了基础。

印刷载体是以空间为基础的存储形态。知识存储后被固化下来,存储在书里的知识本身是不会流动的,只有通过书店或图书馆等让书里的知识流通并激活起来。一本书出版之后,如果发现问题,只能在以后改版时再改过来。数字化的东西就不一样了,它始终处于流动的状态。用数字方式出版以后,注释也好,跟帖也好,随时可以进行,作者、读者始终处在互动的状态,出版物的生命也由此不断延续。所以“第三代图书馆”应该是一个以信息交流为主体的图书馆,信息始终处在流动、互动的状态。

“第三代图书馆”与前面两代图书馆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以什么为主体。一个是以书为主体,一个是以知识为主体,后者不是排斥书,而是包含书。但是,书在信息资源或者知识资源中的比重其实越来越小,因为数字资源是几何级数增长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图书馆仍然停留在传统状态下的话,那么图书馆管辖的资源就会越来越少,可见如此下去我们的职业也能看到尽头了。所以它逼着图书馆去思考,怎样始终与社会发展同步。

有的人会说资源量太大了,怎么能管得了这么多东西呢?有人研究,现在每天生产的数据量是2.5艾字节,等于7000多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量。所有这些都要收藏么?其实并不是这么一回事。信息有有用的,也有没用的。但是,现在很难说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例如,A发布者公布的是人口信息,B发布者公布的是地理信息,那么C发布者就可以将它们组合成人口密度信息,数据和数据之间可以进行交换交流,通过交换交流产生新的价值。因此,首先要考虑的不是把资源排斥出去,而是把资源存储起来,然后进行筛选。这就对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图书馆从收藏信息、加工信息、流通信息到保存信息,原来都是以书为主体的;在以数据为基础的价值链中,每一个节点都是能够产生价值的。而在传统图书馆,只有流通能够产生价值。在数据管理的价值链中,每一个节点,每一个环节都能产生价值。数据之间、数据与物之间、数据与人之间都可以通过流动、互动产生价值。

图书馆应该与社会发展同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互联网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以数据为主体的时代。图书馆必须要与时俱进。“第三代图书馆”的提出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再归纳一下,“第一代图书馆”以藏书为主体;“第二代图书馆”强调了开放,但依旧是以书为主体;“第三代图书馆”是以知识为主体,包含了图书,包含了多媒体等各种各样的载体,是以知识为主体的,目的是促进交流和分享。

刘锦山:吴馆长,您刚才谈到上海图书馆正在筹建一座新的图书馆,请您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吴建中:上海图书馆东馆的位置非常好,位于浦东中心区域。这里已经有上海科技馆和东方艺术中心,以后还会有上海博物馆东馆。这个区域将来会成为上海的中央科学文化区。新馆建筑面积大约11万平方米,目前已经完成了设计招标,完成了选型,现在正在做动工前的准备工作。新馆是基于“第三代图书馆”理念建设的。淮海路图书馆的书库是固定层高,很难改为阅览室或者公共活动空间,所以继续保留以书为主体的状态。

上海图书馆东馆不设立永久书库。绝大部分空间都是活动空间,都是读者能走到的空间。11万平方米中只有5千平方米是书库,这是一个调剂书库,不是永久书库,因为图书馆已经有5个书库,最近还在建一个与新馆配套的书库。从新馆设计理念来讲,我们提出了三个“I”,第一个“I”是intelligence,知识或情报,第二个“I”是inclusiveness,包容,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能够使用这个图书馆,第三个“I”是innovation,创新,必须是一个体现创新的图书馆。以三个“I”为理念化为五大空间。主空间是一个阅读广场,有书和数字化信息,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体化知识空间,是一个标志性的空间。阅读广场周围有四个空间。一是咨询研究空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后增强了咨询研究的功能;二是会议展览空间,图书馆要举办讲座、展览等活动;三是技术体验空间,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学习空间,任何与学习有关的机器设备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因为今后大量的工具会出现,所以需要这样的空间;四是国际文化空间,上海图书馆在国际上65国家和地区的130个图书馆或者机构设立了“上海之窗”,对方也希望在上海图书馆设立自己的城市之窗、国家之窗等,我们就建立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从这五大空间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开放的图书馆,便于人们相互交流和分享。

这就是上海图书馆新馆的概貌,这是一个以“第三代图书馆”理念为基础图书馆。

二、创客空间

刘锦山:吴馆长,听了您的介绍,上海图书馆新馆以“第三代图书馆”为理念,确实很令人期待。“第三代图书馆”这一范式的提出,标志着图书馆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对图书馆新阶段发展特点的总结。同时,新的范式又影响和指导着图书馆实践的发展,体现出理论的能动性品格。目前,“创客空间”也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范式,您担任上海图书馆馆长期间,在创客空间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根据我的理解,似乎可以把“创客空间”这一范式置于“第三代图书馆”这一宏大的背景下来考量,这样可以更好地找到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如果确实可以这样考虑,那么,“创客空间”的出现对于“第三代图书馆”意味着什么?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思考。

吴建中:我很同意您的看法。其实可以把“创客空间”放在“第三代图书馆”的范畴里面。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也很现实。我们为什么来建设这样一个创客空间?首先创客空间起源于一个运动,就是创客运动。为什么会提出创客运动呢?虚拟经济兴起之后,人们忽略了实体经济,两者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到了上个世纪下半叶,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后,日本人也在反思过去所追求的造物精神到哪里去了?所以特别强调造物和工匠精神。2008年,美国发生了一场金融危机,也在反思实体经济到哪里去了?所以要回归到以制造为基础的时代,因为人类还是要生产出实际的东西。这两次危机都是对现代发展的反思,都是要重新思考“造物”的意义。创客运动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图书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与整个社会发展保持了同步。社会对图书馆有什么要求,图书馆必须要做出回应。原来图书馆为什么要推动通俗教育,是因为社会需要更多的人能跟上社会发展,比如说要从业,不识字怎么能从业呢?于是公共图书馆提供人们从业所必须的基础教育,就是帮助大家识字,那时强调的是literacy,提高识字率。现在只能识字不一定能够找到好工作了,所以必须要跟上时代发展,要有信息素养、数据素养、技术素养,包括各种各样的职业素养,例如要当外交官,要有外交素养。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需求。其实,创客也是这样,至少也要有手工素养、造物素养。因此很多地方兴起了创客空间。图书馆也在思考能不能建创客空间,让更多的人不仅有工作的机会,而且有交流的机会。图书馆设一些3D打印机,可以使自由职业者也可以从事制造,可以与不认识的人在网上共同形成生产的价值链。

为此图书馆开始尝试设立创客空间。上海图书馆在三、四年前,就设立了创客空间。一开始有些人不能理解,说图书馆怎么能搞创客空间呢?这不是我们图书馆的事。现在不一样了,大家越来越觉得图书馆办创客空间其实也是为了回应社会、回应读者的需求。所以,图书馆办创客空间也是顺应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原来阅览室是图书馆的主体,现在有信息共享空间、知识共享空间、创客空间等多种形态的空间。应该说创客空间是整个空间再造的一个方面,今后可能还会有更多形态的空间出现。我觉得创客是一种形式,落脚点在空间,它以后会有新的变化,可能会有新的更好的东西来替代它。但是,空间是一个非常好的命题,以前有人提出图书馆第三空间,其实就已经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交流和分享的需要。

最近十年、二十年,大家对“图书馆作为场所”(library as place)这个概念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觉得图书馆应该成为整个城市第三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图书馆本身就是为每个人服务的,图书馆是为每个人的生存需要服务的。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国内很多图书馆都在建设创客空间,我是希望这个热潮能够延续下去,在量的发展的同时,期待有质的提升。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思考“图书馆作为场所”的永恒意义。

刘锦山:吴馆长,您谈的特别好。“图书馆作为场所”有多种多样的属性,创客空间确实是图书馆空间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创客空间”这个范式纳入到“第三代图书馆”可能更加合理一些。从信息空间、学习空间、共享空间到现在的创客空间,图书馆空间有多种多样的属性。我们在这个阶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强调创造,所以把创客空间引入到图书馆。您刚才谈到,现在创客运动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很多图书馆都在适应社会的需求,也在建设自己的创客空间。图书馆建设创客空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持续发展。根据我的观察和理解,现在图书馆都有空间,这是图书馆做创客空间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有空间有资源,再投入一定的资金,引进一些先进的设备,比如信息设备、互联网设备包括3D打印等等,只要资金到位还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这个空间怎样能够持续运营下去,我感觉可能还需要动一些脑筋,费一些功夫。请您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

吴建中:我觉得您提出的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我们今天有创客空间,明天可能会有新的其它空间出现。创客空间之于图书馆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引起我们对于自己这个职业的反思。比如图书馆讲座,原来在图书馆的业务中,讲座是一个附加的业务,可有可无。后来发现讲座也是一种很好的信息交流活动,所以把它放在图书馆整个业务链之中。创客空间是不是也如此呢?这涉及到一个范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整个图书馆的服务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重心在保存,现在还需要保存;过去重心在流通,现在还需要流通。但是过去是为保存而保存,为流通而流通。现在,保存与流通不是各自孤立的部分,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每一个环节都能产生和增加价值。虽然都叫保存,都叫流通,但是从范式来讲,前后是不一样的。因为现在是放在一个以知识为主体的“第三代图书馆”,是放在整个知识交流体系或者社会交流体系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所以图书馆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创客空间不是简单的增加或减少,而是图书馆整个业务链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这涉及到一个范式的问题。

要重新思考图书馆工作的价值,就必须把图书馆放在整个社会大背景下来进行考察,这样我们的思路也打开了,不仅能拓宽我们的视野,而且能增强我们的社会责任,使得我们始终能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不是说一个图书馆增加了一个创客空间,它就是一个现代图书馆了,而是要通过建设创客空间等创新性活动,形成能与社会同步发展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体系。这是一个难题,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和探索。

刘锦山:具体的空间可能有持续发展好的,有持续发展不好的,但是将空间纳入到知识交流、整体知识生产体系过程中,确实视野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把创客空间、创客运动纳入到知识交流的各个环节中去,这样来看它的前景还是非常光明的。

吴建中:在过去,“第二代图书馆”是以外借为主体的,那时认为外借量就体现了图书馆的卓越程度。外借量越多,图书馆就越卓越。现在,外借在整个图书馆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我举一个例子,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原来80%的业务是外借,现在30%是外借,70%是活动(programs)。活动(programs)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创客活动,包含了展览、讲座、研讨,也包括看电影,学习外语等活动。过去是以外借为主体,现在是以活动为主体。活动是千变万化的,新的形态会不断地产生。目前时兴创客空间,所以人们对它更聚焦一些,到了以后,它的形式可能会变化,会发展。

刘锦山:创客运动在国外开始叫黑客运动,黑客翻译成中文容易产生歧义,就改成创客运动了。我的理解可能不太全面,起初创客空间是基于互联网、信息产业领域的。我想与您探讨一下,现在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否可以丰富一些?不仅仅是基于信息技术、基于互联网,也可以基于创造、创新,凡是与此有关的内容都可以纳入到创客运动、创客空间范畴之内。

吴建中:您说得对。创客的兴起与制作、创作有关,比如黑客、极客都属于这个范围。maker这个词,其词面的意义是制作者、创作者,但现在为什么我们更多地把创客活动看做实体经济的表现方式呢?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更需要实体经济的推动。过去我们更注重虚拟经济,后来发现虚拟经济也有其不足。因此现在更强调实业、实体经济,现在创客空间更多指创作者或制作者空间,更突出工匠精神和造物精神。也许到了未来,虚拟的成分还会增强,不是说要排斥虚拟的创造。我觉得可能叫创造空间更妥当一点。因为创造空间的话,不仅包含了虚拟的创造,也包含了实体的创造。现在很多图书馆强调要建设创造型图书馆,我觉得与刚才您的想法是一致的。只不过名词不同,时代感不同,现在这个时候我们更需要工匠精神、造物精神。

刘锦山:对一个国家来讲,企业是国家的创新主体。实体经济发展得好不好和各行各业的企业发展密切相关。我还有一个想法,在目前做的这些创客空间的基础上,应该把优质的企业资源引入到创客空间,可以请企业家来做创客讲座,来讲他的创业经历,可以做真人图书馆,可以组织我们的读者到企业去游学,读者有比较好的项目,可以与企业进行对接。如果把这些优质企业资源引入到图书馆的创客空间,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充实它的要素,并且与图书馆已有的业务形态结合起来,这样是不是对创造性图书馆的建设更有帮助?

吴建中:您说得很对。图书馆工作者和企业家都是人类文明的贡献者。我们都在为人类文明做贡献,只不过企业家从事企业工作,图书馆员从事知识服务工作。我觉得图书馆不能排斥企业,相反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社会生产和发展之中,而不是在它之外。图书馆应该与企业合作。图书馆有资源优势,有人才优势,还有专业优势,这些优势可以形成知识服务助推企业发展。同样,企业也有很多优势,最突出的是企业在追求效益最大化方面是很值得图书馆学习的。图书馆也要考虑产出,考虑对社会有用、有价值。

现代图书馆更强调社会合作,我们过去的合作对象更多的是出版企业,与出版界交往较多。现在,我们也要与其他企业合作。参与到企业活动之中,参与到企业解决问题、尤其是信息问题之中。图书馆应该打开视野,不仅要和出版界交朋友,也要和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界交朋友。

三、学无止境

刘锦山:吴馆长,您最近卸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请您谈谈卸任以后在工作和学术方面的打算。上次我采访您的时候,您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让我觉得特别感动,也特别振奋。您说虽然工作很忙,各方面事务比较多,但是每天都坚持写一千多字,每天无论多忙都要写一千多字。积累下来,每年至少都能出一本专著。有一次我出差,在一本杂志看到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杉的一句话:“日拱一卒,多大事都不难”,靠着这样的工夫,他写作了好几本书。当时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采访您的情景。后来我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在微信朋友圈写了一小段。这对我们有非常好的激励。所以我还想请您谈谈您从图书馆领导岗位卸任后的工作和计划。

吴建中:我没有想到卸任馆长以后还这么忙。卸任馆长摆脱了行政事务性工作,本来以为可以自由地做些自己的事情了,没想到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以后工作量不见减少。作为政府参事,必须经常与市政府有关领导沟通,同时要提出有价值的建议,而要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必须要做大量调查研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过去欠了很多“债”,别人叫我讲课我都不敢去,万一单位里发生什么事就不好办了,而且请假也很不方便。现在相对来讲比较自由了,应主办单位的要求,我既讲一些图书馆的内容,也讲一些科技管理方面的内容,2016年12月我还应邀到爱沙尼亚和意大利孔子学院做两场演讲,这些都是需要备课的,即使是同一主题,每一次演讲都要有新意,有不同,否则对不起听众。

人的一生都要学习。学习是无止境的,越学习越会感到有不足,越会激起学习的欲望,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现在自由的时间比较多,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可以和某个媒体合作搞一个项目,和某个出版社合作搞一本书,这需要静下心来策划。我学过两门外语,所以现在也习惯了早上朗读一小段外语。外语这个东西很容易遗忘,人的词汇量每天都在递减,要保持过去的词汇量,就必须不断学,不断记,而朗读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读出来似乎记得更牢,每天多学一点,多记一点,目标是走出递减圈,学得更多、说得更流利。其实,学习也能让一个人的生活更加充实,情感更加丰富。

刘锦山:您过去出版了不少著作,我感觉您的文风特别亲切,娓娓道来,散文式的风格,但是道理也非常深刻。最近有什么大作要问世呢?

吴建中:今后图书馆学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少一点,但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考虑,目前还在“还债”、应付阶段。我想以后一定会静下心来,有更多的思考。当然,类似“第三代图书馆”也有出书的考虑,如果时间允许,我会把这本书写好。

刘锦山:非常令人期待,“第三代图书馆”的理念对图书馆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新理念对实践的推动作用还是比较大的,您能出一本专著系统化地对“第三代图书馆”进行阐述,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您以后可能会更加关注社会层面的问题,这与您现在担任上海市政府的参事有关,以后的平台会更加开阔一些。最后请您谈谈参加第七届信息技术与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感受。

吴建中:广州一直是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改革开放时,广州在经济开放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沿;现在,广州又非常重视文化的发展。到了广州,我们会觉得城市很有文化,市民很有品味,尤其是中央文化区的建设给全国树立了榜样。我觉得广州模式,无论是在文化建设上还是在图书馆发展上都有其独到之处。

这次广州又领先一步举办国际性的创客空间研讨会,这次会议改变了很多人对图书馆的看法。通过举办一个国际会议,把好的经验、好的理念固化下来,推广到全国,我觉得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再怎么说也不会过分,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在改变着图书馆界,改变着图书馆员。我相信,这次会议的作用和价值在以后会看得更清楚。

新丝路 新作为 谱写“一带一路”图书馆建设新篇章(图书与情报,2016年第6期)

Posted on 二月 4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同行,大家早上好!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甘肃省图书馆百年馆庆这么隆重的场合来向大家作交流、汇报。我今天跟大家汇报的主题是“‘一带一路’与图书馆”,我感到甘肃省图书馆在百年馆庆之际聚焦“一带一路”战略,是很有意义的。甘肃是“一带一路”上通向西方的一个重要枢纽,兰州又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在迈向新的一百年的起点上,甘肃省图书馆把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看作是自己的一个重要使命之一,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图书馆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
我今天要讲的主要是四个方面:第一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第二是“一带一路”战略的文化意义;第三是“一带一路”与图书馆建设;最后是汇报一下“一带一路”上,上海图书馆“上海之窗”的实践与思考。
(一)
首先我们来看看,“一带一路”倡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三年前,即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对传承千年的丝绸之路精神进行了总结、提炼与创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战略,而且是一个国际化的战略。3年来,“一带一路”沿线上的60多个国家快速做出了反应,而且,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外的一些国家,也表示了积极参与的姿态。说明了这个战略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它还是一个国际化的战略。既然是一个国际化的战略,那我们就要把它放在一个国际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我们首先来看看联合国。联合国在本世纪以来发表了两个议程,每个议程管15年,第一个叫《千年发展议程》,这个议程的目标是到2015年。到了2015年,基本目标都已经实现。在即将完成目标之前,也就是说在2012年到2015年的三年里,联合国启动了“后2015发展议程”。在推出“后2015发展议程”讨论之际,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都踊跃参与其中,以表达自己的话语权。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国际图联也参与了“后2015发展议程”的讨论。所以《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联合国通过的时候,国际图联也非常高兴,因为他们认为国际图书馆界的主张得到采纳。中国积极支持《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而且在这当中是一个主要的推动者。《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 “SDGS”,它是在2015年9月25日正式对外发布的,这一议程非常重要。中国为什么这么重视《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呢,我们看一下,《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首先是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下面是169项具体目标,旨在减贫、消除不平等和保护地球等,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发展议程,《千年发展议程》和《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都把减贫、脱贫放在第一位。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在减贫、脱贫上的贡献是世界第一的。我们已实现了7亿人口的脱贫,还有七千多万人口要实现脱贫。中国非常重视减贫脱贫的工作,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中,把它放在一个很高的战略地位。我们不仅要完成减贫目标,而且我们要提前十年,也就是说,联合国是2030年完成这个目标,我们在2020年就要完成所有贫困人口的脱贫。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役,所以,对图书馆来说,怎样实现精准脱贫,尤其是文化精神脱贫,是一项重要责任。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的目标跟联合国发展议程是相辅相成的,都是一个国际化的战略。只不过“一带一路”是区域性的,而联合国发展议程是整个全球的,但是这一个区域性的目标也将对全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它的优先目标是什么呢?是教育、卫生、就业等基础性问题。大家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要带头引领,在脱贫、教育、卫生、就业等基础性的问题上实现突破。
“一带一路”历程,简要来讲有两个重要的报告。一个是2014年,我国通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战略的规划》,一个是2015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些报告一推出,就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有关地方和部门出台了配套规划和项目,在国际上引起较大反响。我昨天跟郭馆长说,甘肃省图书馆抓住了这一重要机会,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一带一路”做出贡献,我们要为甘肃省图书馆点赞。今年8月17日中央召开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着眼于我国“十三五”时期和更长时期的发展,逐步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这三个发展战略。有没有注意到,这三个发展战略是在“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三个发展战略当中,“一带一路”是引领性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它是一个国际性战略。
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占全球的63%,GDP规模超过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一带一路”地理上贯穿亚欧大陆和部分非洲地区,东起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抵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广大亚非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建设是非常关注的,当然,我们也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在上海世博会上我们专门建设了由整个非洲参与的联合馆,我相信在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非洲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崛起,成为新兴发展国家。当然我们目前的关注点,主要在“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它们是东亚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所以加快“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有助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和区域经济合作,也有助于加强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它是一项造福沿线国家人民的伟大事业。
让我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评论的?我看到网上有一位外国人,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先生,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带一路”计划具有很高的象征性意义,它将中国到欧洲的古老贸易线联系了起来。他说:该计划是具有包容性的,欧洲不应错过这个机会。也就是说,欧洲,特别是西欧那些发达地区,不要错过“一带一路”带来的这么好的机遇。他同时说,21世纪的势力划分,将不再完全由军事实力决定,而是由经济和文化实力决定,中国人的思想,总是战略性的,长远的,往往是超越几代人的。从外国人的评论当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我们之所以要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际上也是为了在未来新一轮全球合作中能够把握主导权和主动权。
大家都知道,产业革命是从17世纪前后开始的,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正因为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把沿线的经济带动了起来。但是,中国那个时候正处在一个闭关锁国的时期,中国不仅没有赶上这一浪潮,而且还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今天,中国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推进“一带一路”有其深刻的战略意义,我们不仅要在数字化经济中谋求新跨越,而且要在全球合作中把握主动权。
(二)
第二方面是“一带一路”倡议有什么文化意义。“一带一路”倡导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是一个共同体,也就说“一带一路”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而是“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事业就要有一个思想基础,那就是核心价值观,这个核心价值观是什么呢?我做了一个截图,这是中央电视台在报导“一带一路”倡议时聚焦的文化问题——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借用古丝路历史资源与沿线各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旨在共同打造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最终实现共同复兴,所以“一带一路”是具有高度共识的一项倡议。
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2100多年前,中国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东亚,在其后的千百年间,在一代一代人的探索和努力下,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贸易走廊不断延长和扩大,通过这条走廊,商人们将欧亚大陆东端生产的丝绸、瓷器、茶叶等产品运往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同时将西方的香料等产品运往东方,所以人们形象地将这一条贸易走廊称为“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词是谁提出来的呢?它是由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在1877年出版的题为《中国》的书里,他把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并广泛使用。
“丝绸之路”是从商品开始的,但是商品的背后是文化。所以,在商品流动的同时,文化交流也开始了。在这里,我想特别介绍一本书,那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我记得有一句话,它的大意是,中华文明历经风雨寒暑,始终保持了一贯的性格,那么,它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是藏书文化。人类历史上的四大文明或五大文明之中,唯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过,为什么没有中断过,因为语言没有中断,文字没有中断,文化没有中断,其他国家或民族攻打进来后,最后还是被中华文化同化了。中华文化之所以始终保持了一贯的性格,是因为历代图书馆工作者、档案工作者做出了巨大努力,把文献和档案一代一代延续到今天。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图书馆工作者、档案工作者的历史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在丝绸之路的交流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早就在向西方传播了。西方人看待中国,无外乎两方面,一方面是比较积极、客观的,就像汤因比这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看低中国,认为中国没有什么大的贡献。我们的造纸术、印刷术通过丝绸之路通向四方,这一点有些西方人不愿意承认。比如他们认为,活字印刷是他们发明的。那么我们来看看,造纸术是怎么传到欧洲的。首先,造纸术是在公元前后的2、3百年里发明出来的,到了8世纪前后,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阿拉伯,然后再传播到欧洲。国外也有人承认,中国发明造纸术后的1000多年,欧洲才建立了造纸厂。虽然近代造纸工业发展很快,但其基本原理跟蔡伦造纸方法基本相同。也就是说造纸术是从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第二,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中国早在11世纪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因为缺乏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个别国家的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首创权提出了异议。这次甘肃百年馆庆请来了史金波先生,他今天下午要给我们作演讲。昨天下午我就一直在向史先生请教,这方面我确实不是很熟,有很多都是从书上看到的。史金波先生和雅森•吾守尔先生在《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一书当中,介绍了西夏和回鹘文活字印刷品的实物文献。在巴黎吉美博物馆中,藏有800年前的回鹘文木活字。这是世界上最早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术,年代在12世纪到13世纪上半叶之间,应该说它早于古登堡使用金属活字二百年左右。为什么说回鹘文是一个以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呢?我请教了史先生,回鹘文活字与中原汉字活字和西夏文活字不同,不都以字(词)为单位。回鹘文活字有以音节、语音为单位的,是介于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和以汉字活字之间的中介类型活字,它已经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原则。所以史金波先生这个研究,从事实上否定了“古登堡第一个用字母活字印书”的观点。但今天我们应该承认,古登堡革命是一场传播革命,我们通常把发明权和传播力混在一起了,发明权不成问题,中国最早,造纸术和印刷术发明最早,但是在传播力方面我们有不足的地方。在封建时代知识是被少数人占有的,统治者或上流社会常常把技术看作是奇技淫巧,不愿接受大众性的事物。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叫《大风歌》,在这个电视剧里,一个小女子递交诉状用的纸张,而上流社会用的是竹简。当造纸和印刷出现的时候,上流社会起先对它不屑一顾,后来官府觉得这是重要的传播工具,开始由官府印书。当时知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古登堡革命的意义在于推动了大众传播,有人说,它是文艺复兴的有力推动者。
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到了西方,这是不可否认的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另外还要特别提一下“中国风”。 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传播了中国的文化。18世纪欧洲兴起了“启蒙运动”,在那时掀起了一场“中国风”,法文是Chinoiserie。“中国风”既包含了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器等外观设计里。“中国风”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了西方,使西方对中华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喜欢用“中国风”的提法,在对外传播和交流中用这个词汇比用“汉风”更好。中华文化是多文化多民族的群体性文化。在一次中韩文化论坛上我做了一个发言,当时会上说得较多的是“韩流”和“汉风”的对比。我在会上说,用“韩流”与“中国风”作对比更妥切一些,大家都很赞同。我觉得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民族,我们对外还是用“中国风”更好。当然这个“中国风”的翻译不一定用法文,我们可以创造一个词汇。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历史文化宗教不同,只有通过文化交流与合作,才能让各国人民产生共同语言、增强相互信任、加深彼此感情。我国现在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已经签署了政府间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民间交流也开始频繁起来,合作内容也开始丰富起来,与不少沿线国家都互办过文化年、艺术节、电影周和旅游推介活动等,近几年在不同国家还多次举办了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这里特别要推荐的是甘肃省刚刚举办的敦煌文博会。2016年9月敦煌文博会是以“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交流为主题的国家级文化盛会,有86个国家、5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1500多位代表参加。会议发表了《敦煌宣言》,提出建立新机制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所以我觉得甘肃省图书馆这一次牵头组织“一带一路”与图书馆发展的研讨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三)
下面给大家汇报一下“一带一路”与图书馆。我想分五个方面来讲,第一,通过文献互赠与交换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2013年,泰国、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驻穗领馆向广州图书馆新馆赠书,并希望在新馆设立外语文学角,通过讲座、阅读分享和展览会等形式加强交流。2013年重庆图书馆向哈萨克斯坦国家图书馆赠送300余册精美中国图书,并设立“重庆之窗”专架。重庆图书馆的“重庆之窗”已经在世界很多国家建立了起来,不仅增强了重庆与其它国家和城市之间的联系,而且促进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第二,举办或参与合作论坛。2013年11月,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推动下,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通过《亚洲图书馆昆明宣言》,与会代表包括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探索亚洲各国图书馆书目数据共享机制,推进“亚洲数字图书馆”建设。还有,2014年10月, 中国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约旦、伊拉克、也门等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也参加了会议,并通过《中国阿拉伯国家图书馆馆长论坛2014北京合作倡议》。2015年9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参加2015“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论坛,提出《共建丝绸之路图书馆联盟与丝绸之路数字图书馆的倡议》。第三,联合举办展览。2015年3月,辽宁省图书馆、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共同主办的“中国传统节日系列图片展”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开幕。2016年1月,“美丽的中国”图片展在伊朗国家图书档案馆举办,作为互动,6月份由伊朗国家图书档案馆举办的“美丽的伊朗”图片展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第四,开展互访交流和业务培训。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伊朗、泰国、越南等国家图书馆开展互访,并定期选派人员到新加坡等国进行业务交流。2015年11月,《首期阿拉伯国家文物(纸质)修复专家研修班》在浙江万里学院开班,来自黎巴嫩、伊拉克、阿联酋等10个阿拉伯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人员参加。第五,合作建设图书馆分馆。2015年11月,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暨北京大学古籍图书馆在北京大学举行奠基仪式。2016年4月,山西省图书馆与毛里求斯中国文化中心、山西省投资集团晋非经贸公司合作在毛里求斯设立山西省图书馆分馆,共同组织开展图书阅读、文化讲座、非遗展示、文艺演出等活动。应该说,这方面的案例和故事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研讨和交流能够把更多好的案例和做法汇聚起来。
(四)
最后向大家汇报一下“一带一路”线上的“上海之窗”。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 “上海之窗”已分布于“一带一路”上的65个国家中的28个国家43个图书馆和研究机构。
“上海之窗”起始于2002年。以前到国外图书馆看到的中文书大部分是繁体字的,也就是说,来自中国台湾的,中国大陆的书很少,我们当时就设想建立某种渠道把更多中国大陆出版的图书传播出去。“上海之窗”就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不仅可以进行图书交换,而且可以促进文化交流。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在每一个“上海之窗”服务点,我们先赠送500册新书,然后每年提供约100册,主要是中国出版的中外文图书,尤其是英文图书,这些书很受当地读者的欢迎。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希望对方将这些书集中在一个空间对外开放。
现在已经发展到电子图书。我们购买了一万多种电子书的版权,然后向这些服务点输送,所以现在不仅送中文书、外文书,而且还送电子书。后来在送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开展讲座、展示、论坛以及馆际互借等活动。为了确保这些不被随意处理掉,我们做了一个网站,把送给各服务点的书全部放到数据库里,让当地的读者能查到上海图书馆赠送了哪些书,网站又成为“上海之窗”合作伙伴的交流枢纽。
截至2016年6月,上海图书馆在68个国家和地区的129个图书馆或机构建立了“上海之窗”。这里分几个方面向大家做一个汇报。第一,通过主题活动打造文化交流高地。我们设计了什么主题活动呢?大家都知道,上海六年前举办了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那届世博会刷新了很多记录,是参赛国家和参赛人数最多的世博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关注中国文化,我们在2010年启动了全球读书征文活动,以后每两年一届,到现在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今年是第四届,第四届不久就要评审,然后在12月份颁奖。获奖者有不少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2年,埃及的Yara Mohamed Sayed Ismaiel女士和来自以色列的Roi Barnea先生获一等奖,塞尔维亚的Marko Ljubicic先生获二等奖;2014年柬埔寨的Ly Rottana先生获得二等奖。前几届是阅读征文活动,到了第二、第三届我们在征文基础上增加了文化项目,比如诗歌朗诵和表演等。2016年这一届我们增加了摄影项目,响应者不少。每一次基本上都能征集到100多篇征文以及50、60个文化项目。上海图书馆从2002年开始举办国际图书馆论坛,到2016年举办了8届。刚刚过去的这一届论坛的主题是“图书馆——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来自新加坡、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斯里兰卡、伊朗、印度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逾300位代表出席了论坛。我这里列举的都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这次论坛办得非常成功,国际图联谢德尔•多娜主席、国家图书馆韩永进馆长、上海图书馆理事会余秋雨理事长做了主旨演讲。此外我们也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学者到上海图书馆来进行交流。第二,通过“上海之窗”连接中外合作友好桥梁。“上海之窗”项目向伊斯坦布尔的阿卡图尔克图书馆赠送了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英文版)》在内的总计480种、521册图书。早在2008年上海图书馆就与阿卡图尔克图书馆建立了“上海之窗”合作,以书为媒,为土耳其民众提供近距离了解上海风情、感受上海魅力的机会。2015年6月,在伊斯坦布尔市中心的购物中心举办了“魅力上海”摄影展。还有,2012年12月15号,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图书馆、斯洛文尼亚驻沪领事馆联合主办的纪念中斯建交20周年《感受斯洛文尼亚》图片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2015年12月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立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一周的“世界在你我之间”巡展,通过讲座、文学活动、电影放映、展览和教育工作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当地读者更好地熟悉中国的文化、文学、艺术和语言。在巡展中,卢布尔雅那市立图书馆特别介绍并推广了与上海图书馆合作建立的“上海之窗”专架。在我们的赠书中最受当地读者欢迎的是儿童类图书和中国传统医学类图书。第三,通过展览讲座进一步增强中外文化交流,2016年7月11日,为期一个月的“上海之窗”摄影展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纳沃伊国家图书馆展览大厅拉开序幕。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国家图书馆馆长霍扎耶夫先生、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孙立杰先生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上海与塔什干市是姐妹城市,1994年12月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多年来,两市之间交流频繁,经贸文化活动不断。如2013年2月6日乌兹别克斯坦油画摄影艺术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2013年4月9日,乌兹别克斯坦驻沪总领事阿戈扎姆赫德热耶夫•萨伊达卡摩勒先生向上图赠书。我们与俄罗斯的交往很多,2014年12月上海图书馆向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赠送500本新书和1万种电子书。据那里的读者反应,电子书更受欢迎。香港凤凰卫视做了视频报道,中国驻俄大使馆公使衔文化参赞张中华女士在报道中赞扬“上海之窗”给予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的支持。在2007年,我和上海图书馆的同事们访问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并签署了合作协议,同时在莫斯科涅克拉索夫图书馆举办了“上海之窗”开窗仪式。我们与罗马尼亚安德烈•沙古纳大学每年两次即我国国庆和农历新年期间举办展览活动。这里还要特别介绍一个活跃度很高的民间文化协会——塞尔维亚“东方之家”协会,我们从2009年起就跟塞尔维亚“东方之家”协会合作,我方提供中文图书和外宣产品。他们每年都要举办好几场演出,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官员也多次出席他们举办的活动,张万年大使在2014年春节晚会上还登台与协会成员共唱中国歌。协会培养了很多中文翻译,他们都是中塞友好交流的使者。“东方之家”协会主页把“上海之窗”放在非常显眼的位置。协会主席高澜先生和玛丽娜女士中文都很好,李克强总理访问塞尔维亚时由高澜先生与玛丽娜女士担任翻译。2016年4月13日,塞尔维亚“东方之家”协会借助该协会的“上海之窗”,为新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小学举办了一场名为“孩子们的中国”的讲座。
今天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这样隆重的场合向大家做汇报。我相信在座的各图书馆都有不少服务于“一带一路”的成功故事和最佳实践。可见,图书馆与“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密切相关,而且大有作为,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一定要发挥图书馆工作者的资源优势、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今天的汇报就到这里,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从自身汲取热量

Posted on 二月 3rd, 2017 in 感悟 by jzwu

从年初一起,泳池的水就一直是凉的。第一次游完,我对自己说下次不来了,第二第三次还是这样,今天的水依然很凉,我顺着出水口游,因为那里的水常常是热的,但这几天不管用,没有热气冒上来,这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游,向自己要热量。
今年全球经济形势都很严峻,中国也一样,以前还可以借人家的力,现在看来只能靠自己了,像游泳一样,水池的水都是冷的,只有从自身汲取能量。
管理学上有个词汇,resilience,即强韧力,形势复杂多变不可怕,怕的是自身软弱退缩,拥有强韧力的人不仅不畏惧艰险,而且会迎难而上,越战越勇,越战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