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军策》首发有感 (2016-07-30 08:44)

Posted on 七月 31st, 2016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来国防大学参加《强军策》一书的首发和图书捐赠仪式,我代表上图接受了捐赠。

这本书收录了一批将军们的强军策略,由远东出版社出版。

我觉得强军是强国的前提,没有强大的军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国家。中国人民不仅要站起来,还要富起来,更要强大起来。

经过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总量位列世界第二的大国,但大国不一定是强国。要走上强国之路,不仅经济要强大,而且军事要强大。但是军事的强大,是以经济为保障,文化为支撑,民心为基础的,三者不可缺一,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强军梦不只是军队的事,它与每一个中国人休戚相关。因此,为了巩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必须凝心聚力,军民一心,在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的同时,让经济更扎实,文化更多元,民心更欢畅。

好的复制品都具有某种原真性——《原样复制》观后感

Posted on 七月 23rd, 2016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下午看了法国电影《原样复制》,讲的是一名英国文化遗产学者到意大利托斯卡纳之行。作家在译作签售会上认识了一位当地古董女店主,并应邀游览了这个美丽的小镇。电影情节简单但跳跃无常,两人在咖啡店被老板娘误认为夫妻后,情节向“复制”的方向发展,直到影片最后两人来到十五年前新婚之夜住过的旅馆,我(或者说很多观众)都没搞懂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真夫妻还是假夫妻?似懂非懂中看完了这部由伊朗人阿巴斯导演的电影。回家的途中一直在回味这部有嚼劲的影片,总算找到了答案。
答案还是在片名上,原名是A Certified Copy。原样复制是主导思想,贯穿于影片整个过程。作家写的书就是有关原样复制的。他认为,在艺术中真假并不重要,因为每一件好的复制品都具有某种原真性,而且原件也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复制。在影片中作家说了这样一句话,即使是蒙娜丽莎也是复制了的女人。原真与复制是可变的,就像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角色变化一样。

政协委员为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支招(青年报,2016年7月21日A03版)

Posted on 七月 22nd, 2016 in 感悟 by jzwu

7月20日下午,市政协十二届二十九次常委会议在沪举行,围绕“坚持开放发展,构建更高层次开放格局”协商议政。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出席并讲话。副市长陈寅通报有关情况,并听取常委意见建议。

会议上,社会科学界的代表周海洋委员提出“坚持开放发展,进一步提高本市涉外教育、医疗服务供给能力”的建言。他表示,上海定位为“全球城市”,而打造全球城市,提升上海国际竞争力,必须牢牢把握集聚海外人才大举措。为此,为海外人才“宜业宜居”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子女教育,事关上海发展的全局。涉外人才与海归人才在沪就医以及其子女就学问题,是海外人才“来得了、待得住”的重要保障。

社会科学界政协委员吴建中说道:“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使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寻求更高层次的开放,而文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巩固经济开放的成果,就必须推进文化开放这一更高层次的开放,其中重要的一点便是促进人才循环,打造最具创造力的人才特区。”

弘扬海派文化,营造宽松环境,打造最具吸引力的全球城市(市政协常委会发言)

Posted on 七月 20th, 2016 in 感悟 by jzwu

近四十年改革开放使我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寻求更高层次的开放,而文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关键因素。因此,要巩固经济开放的成果,就必须推进文化开放这一更高层次的开放。

这里所说的文化,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和事业,而是指包含价值观、政策、环境和人才在内的软实力。文化是无所不在的。比如技术、金融、语言以及网络都是工具,而如何看待和运用工具就是文化,所以文化不仅仅是宣传文化系统的事情,文化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联合国近年来最常见的一个词汇“holisticapproach”(整体性思维)就与文化有关。

前几天查阅了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2016中国商业报告》,报告对美国企业在华前景表示乐观,如80%的在华美国企业仍然坚守中国市场,并相信未来会有不错的机遇。主要调研发现中最醒目的一条,是认为国内监管透明度有所提高的美国企业由2014年的14%提高到2016年的28%,这充分反映了近年来上海自贸区改革深化的成果。尽管国内商业及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但大部分美国企业认为中国仍是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吸引他们留在中国、留在上海的关键因素是文化,商业成本上升可以通过健身强体、提升能级自行消化,而软环境或者说文化是决定他们去留的关键。

为此我提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弘扬海派文化,打造最具吸引力的全球城市

上海自开埠起就与世界发展同步,其原因在于这座城市所特有的海派文化:开放和包容。虽然人们很难具体说出哪一栋楼、哪一出戏属于纯粹的海派文化,但漫步上海街头,你能闻到世界的气味,看到全球的文化,我遇到很多外国人,他们的第一感觉是,上海是世界的上海,不觉得陌生,不感到压抑。从图书馆、博物馆、大剧院到遍及街头的画廊、书店和咖啡馆,这些开放包容的第三空间撑起了上海的门面。虽然很多设施是非盈利的,但它们为上海的经济开放做出了潜在的努力。目前很多文化设施还谈不上世界一流,因此上海要打造全球城市,就必须有世界一流的文化设施和公共服务。

第二, 营造宽松环境,打造最具影响力的创新中心

政府要转变观念,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营造环境而不是一味提供资金和资源上。以前政府部门往往习惯于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以为对企业的支持就体现在给钱、给资源上。我们要像硅谷学习,致力于提供激励创造、宽容失败的“热带雨林型”创新环境,为企业营造开放、平等和富有弹性的空间,让每一个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都能放下包袱、宽松自由地发展。上海既要致力于放宽规制,更要立足于健全规制,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有利于创新、创业的自由港。

第三, 促进人才循环,打造最具创造力的人才特区

上海缺少的不是资源,而是人才。资源是跟着人走的,人才是集聚资源和资金的前提和关键。一方面,政府要改变人才政策,致力于从学历社会到能力社会的转变。近年来全球存在严重的技能鸿沟现象,上海也不例外。上海要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有创新精神的高技能人才。另一方面,政府要转变人才引进的观念,变长期居住为来去自由,实践证明,以来去自由为主导的人才循环政策更有利于引进人才和本地人才能量的双释放。

今天,上海要进一步开放,不能只着眼于经济,而要进一步扩展到文化开放、扩展到整体性开放。

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秘密在于基建投资

Posted on 七月 17th, 2016 in 感悟 by jzwu

BBC最近有一篇报道,说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的秘密在于基建投资,指出每年中国投入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要比北美和欧洲的总量还多。1992年至2013年间,中国在公路、铁路、机场、海港建设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方面的投资占GDP的8.6%,而西欧的这一数字仅2.5%,美国和加拿大仅2.5%。(参考消息,2016年7月11日第5版)

这就是中国特色,它与中国的举国体制有关,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足够的积累用于基础设施投入,另一方面管理者也有强烈的改变城市面貌的冲动。我认为最为重要的是,这一基础设施优先的投入,有力地促进了城市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增强了经济发展的活力。火车一响,黄金万两,这是自古以来颠簸不破的道理。就像我在《知识是流动的》一书中所说的,交通出行速度与经济发展成正比,有调查表明,城市出行速度每提高1千米/时,能增加1%的GDP。交通增强了人的流动性,也加大了人际交流的频率。我相信,就目前几乎四通八达的交通环境而言,即使今后基础设施投入会减少,也能为未来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增速。

激活社会力量,盘活公共资源,打造世界一流的开放城市

Posted on 七月 16th, 2016 in 感悟 by jzwu

有一天我问老外,你来上海这么多次,上海有哪些变化?他跟我说,上海的橱窗越来越大了。他说以前来的时候,认不出哪些是商店,哪些是住家,因为商店橱窗都很小,走进去才知道这是商店。现在的商店不仅亮堂,而且橱窗也变得宽敞了。老外说得很形象,上海开放的程度从商店的橱窗就能看得出来。
橱窗是单位的门面,也是城市的门面。国外新建的公共建筑都喜欢将窗户开到最大限度,不仅让外面的人能看到建筑的内部,而且让里面的人能欣赏外面的景色。尤其是新建的图书馆,不仅要让窗户开大,而且尽量让建筑的某个内部空间与外部空间联成一体,给人一种内外不分、无限延展的开放形象。橱窗也是一种文化资源,“城市橱窗”既反映了这个城市的社会形象,也透露出橱窗背后的开放理念和社会责任。
城市建筑尤其是公共建筑不仅自己要开放,而且应与周边建筑相协调。如果说城市建筑的轮廓线是第一风景线,那么建筑的外立面、橱窗则构成了第二风景线。
无论是第一风景线还是第二风景线,它们展示的都是城市的外部形象,而城市的软实力体现的是城市精神,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正像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所说的,这种精神物化在具体存在之中,如果这种具体存在没有了,这种精神也就消失了。上海要成为国际开放城市,不仅要有饱满和宽容的精神气质,而且要给人一种可亲可近的生活环境。每栋楼、每个街区、每个广场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存在,我们要呵护它们,让它们成为能与人对话的有生命的东西。这样的话,整个城市就是一座博物馆,这是一个城市的最高境界,上海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博物馆城。
国际上流行“设计思维”理念,就城市设计而言,强调政府与市民共同参与,而不是由政府单方面做出决策。随着城市发展的深化,基于“设计思维”的城市设计理念更显得必要。上海要迈向国际化大都市,就必须秉持开放的理念,吸引市民参与城市发展和建设。
为此,我建议:
第一, 装点城市橱窗,提升城市形象。
城市开放程度既与城市管理者的理念和勇气有关,更取决于民间对开放的态度和行为。城市橱窗是开放程度最为形象的体现,各有关部门要重视对外形象,把城市橱窗看做是对外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既要精心设计本单位的橱窗形象,又要充分考虑与周边橱窗之间的和谐。在展示本单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根据政府或社区的要求,联手开展公共宣传和艺术展示活动,让城市橱窗成为社会正能量的宣传阵地。
第二, 激发社群活力,打造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是城市开放度的体现。与国外相比,我们对城市第三空间的重视是不够的。一些公共设施要么功能单一,要么门庭冷落,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跨界交流和社群分享的作用。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今天,城市第三空间的重要性显得越来越突出。只有将社区和社群的活力有效地激发出来,让他们亲身感受到这些空间就是自己的“客厅”、“书房”或“创作室”,并乐于来此切磋琢磨,第三空间作为“场所”的价值才能真正地体现出来。
第三, 运用社会力量,调动社会资源。
互联网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起来,其基础在于社群的力量,它把人的活力充分地调动了起来,使得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有机会参与社会发展。政府要善于活用社会力量,将民间资金和社群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其城市发展的主体作用,尤其是进入新常态经济,政府更要思考如何以更少的投入赢得民间更多的支持和参与。今后政府绩效考核的重心要放在花小钱办大事的能力上,放在闲置资源的盘活上,放在民间活力的运用上。
城市未来发展有赖于社会力量的参与和社会资源的盘活,只有紧紧抓住这一动力之源,上海才能在新一轮发展中增强竞争力,赢得主导权。

敬畏人才(联合时报,2016年7月15日第三版)

Posted on 七月 15th, 2016 in 感悟 by jzwu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人才是关键。怎样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本报特邀吴建中、卢丽安 、杨爱华、王跃林四位政协委员就此建言。
  ■ 对话人:

  吴建中 市政协常委,上海图书馆馆长

  卢丽安 市政协委员,市台联会会长,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

  杨爱华 市政协委员,上海雨生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王跃林 长宁区政协副主席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 主持人:

  本报记者 潘良蕾

  主持人:上海在吸引各类科技创新人才方面有哪些优势和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让上海人才政策更完备、更科学?

  吴建中:从100多年前开埠起,上海就与世界发展保持同步,在人才方面也是这样。上海在集聚国际一流人才上有着天然的优势,这个优势体现在“大舞台”上,不少人和企业机构希望能在这个“大舞台”上施展身手。上海虽然商务成本高,但很多外资企业仍然决定留下来,其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更看中上海具有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创新环境。在这一“大舞台”上,他们不仅能演大戏,而且可以找到良好的合作伙伴和优质的配套服务。

  如今,上海这一“大舞台”特性已经渐渐削弱了:你来唱戏可以,但你必须扎下根来在这里唱一辈子戏——这种落后的观念已经严重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和交流。过去,人们常常关注和计较“人才流失”或“人才流出”,而现在互联网文化正在改变人际交流的方式,人们更乐意谈论“人才循环”,通过人才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实现双赢。

  实际上,这种交流形态正在形成。由于互联网让远距离合作变得更加容易,一周至一个月的学术访问能取得的效果并不比停留半年差。有研究认为,科研人员从一个国家永久移居到另一个国家的观念已经过时了,以后人们居住在一个国家但同时在两三个国家工作的情况将更加普遍。所以,我认为上海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人才观念的转变。上海要加大人才交流的力度,通过办好各级各类国际性论坛、展会和各种类型的研讨会,充分发挥它们作为“交流场所”的功能,让更多的新思想、新技术能在这里得到分享、互动和碰撞。

  上海既要让高层次人才留下来,让这些人能真正发挥引领和传帮带的作用,也要让无法长驻本地的高层次人才能经常来此交流思想、分享经验,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的方式更有利于国际层面知识的交流,更有利于包括本地人才在内的所有人才积极性的发挥。

  上海为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做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关于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这一举措意义深远,它不仅在于吸引国内外人才,更重要的是表明政府对人才的态度。这种“创新创业、人才为先”的政策导向,为吸引和凝聚国内外一流人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我们常常说要有良好的创新环境。其实,创新环境的核心跟人有关,跟人才有关。这一政策的实施,为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但是,我们的目标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流得动”还有距离,我觉得上海在“来得了、待得住、用得好”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但如何“流得动”尚有不足。这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问题。我们花大力气把人请了进来,但万一请来的人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发挥作用,出现“水土不服”怎么办?我们是否有必要硬把他们留下来呢?

  所以,“流得动”不仅指人才能自由流动进来,而且指不需要的人能流动出去,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想说的是:必须对各类人才保持敬畏之心。

  杨爱华:人才政策除了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外,包括人才的定义和划分、人才的测评与甄选、人才的培养和扶持、人才的激励和挽留等政策。上海目前相关政策法规不少,但还不够系统全面,相对来说比较分散,有些零零星星出台的感觉,总体力度不够,市场化手段的创新突破性不够。

  上海最大的优势是开放,况且资源的积淀也相对高于其他地方和城市,商业机会尤其是金融财经领域机会比较多,这是吸引相关人才的有利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上海的外籍人才引进政策方面,对上海认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以及在科创“职业清单”所属单位工作的高级专业人才,工作满3年后就能够申请永久居留。这也是上海为外籍人才提供的一大便利和吸引人才的优势。

  当然,上海在吸引海内外科技创新人才方面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部分公务员对人才服务的理念相对滞后,操作流程体系相对不畅,办理国内高级人才引进的居住证手续和要求,有些方面不够合理。政府对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的开放程度并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推进环节有阻滞。人才引进的政策法规还是不够全面。如,现有的居住证制度偏向于对学历、工作年限等因素的考量,对创新人才的引进并不特别有利,还应加强人才市场化甄选评价的政策推动,落实市场对创新人才的最终评价权。

  上海要建设科创中心,关键要靠人才的支撑和保障,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各类人才到上海创新创业,必须要形成更具竞争力的政策优势。为兼顾各类创新创业人才,上海的人才激励政策步子可以更大一些,如在居住证的积分政策方面,可以考虑在居住证积分、居转户、直接落户三个政策梯度上分别进行突破,形成梯度明晰、相互衔接的创新创业人才引进政策体系,给准备前来上海、留在上海、扎根上海的创新创业人才以稳定的预期保障。

  此外,我们对人才的定义分类也一定要清晰明朗,可对高层次人才进行划分界定,相应调整不同级别人才享受的政策激励。除引才外,在本土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也需要进一步推进。

  王跃林:总体来看,一个地区能否吸引人才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其事业是否有好的发展空间;二是生活是否适宜。此外,这一地区的发展导向、对人才的需求,也需要考虑。所以人才政策的制订应该从地区需求和如何吸引人才这两方面考虑。从这个角度看,上海吸引人才还是有优势的,主要是上海的发展机会较多,生活也较为便利。

  上海已有针对各类人才的相关政策,但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往往是少数人,而优秀人才没有好的团队也难以发挥作用,而留住团队就得靠社会环境。上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成本高,高房价促使企业运营成本和个人生活成本都高,使不少创业者对上海望而却步。人才因此选择离开上海,同样许多企业也因此选择离开上海。这就需要考虑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产业能够支撑上海的发展,这些产业所需要的环境如何提供?如果不能,相关企业就会选择离开上海。这个问题必须考虑清楚,因为产业一旦离开了,要再回来,那就要花更大的力气。

  卢丽安:上海推进科创中心建设有巨大的优势,也迫切需要解决一些难题,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就吸引科技创新人才而言,上海具有研发投入增幅快、资金资本条件优越、人才引进政策积极等优势,但也存在企业的科创主体作用发挥不足,人才的使用成本、匹配成本较高等问题,需及时加以解决。

  企业的科创主体作用发挥不足。上海拥有大量的国资国企,本可以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资国企的改革未从根本上改变其涉及人才的体制机制,鲜见真正的创新型管理人才,客观上缺乏创新的氛围。

  人才的使用成本、匹配成本较高。现在一些用人单位特别是企业抱怨人才使用成本过高,一方面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居高不下、市场性交易成本的下降受阻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上海的生活成本过高导致人才使用成本“水涨船高”有关。这些情况的解决,既需要人才市场的规范化建设,也需要人才管理的法治化推进。

  主持人:建设科创中心,高端科技人才必不可少。如何更好地发挥现有高端科技人才的作用?如何更有效地培养和引进高端科技人才?

  卢丽安:根据相关部门的最新统计,上海目前有“两院”院士165名,占全国的10%;中央“千人计划”专家626人,占全国的15%;全国仅有的4位“顶尖千人计划”专家,就有3位在上海;此外,上海“千人计划”专家557人、市“领军人才”1070人……如此规模的“人才雁阵”,在国内屈指可数。但上海科技工作者规模、结构和行业分布与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基本条件还有差距,突出表现就是高端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特别是从处于顶尖科学家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带头人地位的人力资源数量上看,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大师”级人物和能够引领未来科技与产业发展的战略科技领头人及发明家还严重紧缺。

  在更有效地培养和引进高端科技人才方面,以下工作不可或缺:

  创建全球一流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为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提供良好的基础环境。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改革,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着力建设一批全球一流大学,着力引进海外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来沪办学或建立分校,创建全球一流的高端科技人才培养基地,为科创中心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进一步改革完善对高端科技人才的奖励激励机制,推出切实可行的激励政策。譬如推进科技成果入股、股票期权、分红激励等办法,特别是增强对关键岗位、战略科技领头人的激励机制;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研究机构等经批准可采用协议工资等分配方式聘任高端科技人才。

  通过制度创新,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开放式环境。对引进的海外高端科技人才而言,他们更为注重公开、公平、公正的开放式环境。譬如来自台湾地区的高校教师,在科研项目、重大课题的申报方面,由于不熟悉我们的话语体系,不能与现行的申报体制接轨,他们的申报项目和课题往往很难获得通过。

  建立健全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发和基础研究的人员分类制定评价标准,强化实践能力评价,调整不恰当的论文要求。对符合条件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及科技创新业绩突出、成果显著的人才,开辟高级职称评审绿色通道。引入专业性强、信誉度高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人才评价。

  做好高端科技人才的配套服务工作。缩短外籍高层次人才永久居留证申办周期。简化外籍高层次人才居留证件、人才签证和外国专家证办理程序。在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为高端科技人才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服务工作做得越到位,高端科技人才的后顾之忧越少,就越能集中时间和精力专注于科研和本职工作。

  王跃林:要真正吸引高端人才,就不能有太多条条框框。目前,不少人才计划都有个基本条件:必须是海归才可以申请。这实际上是歧视国内人才,应该有统一的评价标准,同样的水平应该有同样的待遇,让留在国内的人才也觉得有希望。注意引进人才的到位情况,现在有些单位为引进而引进,只为统计服务,造成到位率不高,浪费了国家资源,应重点考核到位情况,对到位率低的单位应有处罚措施。坚持按需引进,根据上海市的发展需求,制定引进人才专业目录,重点引进紧缺专业人才,补齐上海发展的短板。注意用好现有人才,发挥现有人才的积极性,建立支持现有人才成长计划,避免引进人才挤跑现有人才,形成引进人才和现有人才共同发展的格局。人才支持政策不在多,关键是要使人才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出来,这就需要给人才有好的发展和生存空间,让大家看到,只要真有水平就有机会,与是否是海归无关。

  主持人:激励科研人员科技创新积极性,需要做一些政策上的探索,包括创新科技项目决策和管理机制、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上海是怎么做的,改进的重点在哪里?

  王跃林:科技项目管理上,需要进行分类管理。应建立适合自由探索的科技创新机制,许多重要的科学发现来自科学家的兴趣和灵感,科学家进行自由探索最主要的还是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起码没有生存压力,不用担心是否会解聘,解除从事自由探索科学家的生存之忧,建立适合自由探索的科研机制,补齐我国自由探索的短板,充分激发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应用性强和产业化项目,应加强目标考核,强调合同的严肃性,使习惯忽悠的人没有生存空间,减少“劣币驱逐良币”事情发生的概率。

  科技成果转化方面,要让科研人员有安全感。目前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了新的政策,对科技人员的奖励力度也很大,确实振奋人心。但由于在这方面没有长期政策和法规,特别是前几年出现了用现在的标准追溯以前的成果转化问题,当时符合政策,现在就出现了违法的情况,这就影响了科研人员的安全感。建议国家尽快制定科研成果转化法,将鼓励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从法律层面保护科技人员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使得单位和个人可以大胆地在法律框架下进行成果转化工作。

  对于政府部门提升科技创新服务能力这个问题,我觉得,科技创新主要是企业和科研机构的事,政府和科技主管部门一定不能大包大揽,应该把精力放在打造好的创新环境上,特别是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各类科研项目和支持某个具体的企业或单位上,这样很容易造成不公平和腐败。具体来说,应该多从宏观层面进行管理,制定的政策应该是普惠的而不是定向的,只要是有竞争力的企业和科研机构都能享受到。

  吴建中:有个问题与此相关联,那就是政府部门如何提升科技创新服务能力。我觉得,现在我们不用担心科技主管部门有没有热情,而要担心其“热情过高”。创新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环境,单靠科技主管部门是不行的。我们现在习惯于纵向管理,总是认为科技创新是科技主管部门的事情。世纪之交,国外不少国家和城市开始拆并科技部门,将科技职能与其他相关职能整合起来,我国没有这样做,但我们可以加强横向协调,将有利于激活科技创新的各类资源和要素有效地整合起来、调动起来。对于上海来讲,这是当务之急。

  主持人:激发、扶持高校科技人才创新能力,是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一环,科教融合、校企联合亦是倡导的方向。上海高校该如何适应这一要求?

  卢丽安:高校作为科研重镇、科技人才培育和汇聚的场所,无疑将在上海建设科创中心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适应中央要求,激发高校科技人才创新能力,主要有以下三点:

  依托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提升吸引全球高端学者和优秀学子的环境条件。发挥好一流大学在工程和科学领域基础研究方面的主力军作用,使其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策源地;建设高水平跨学科协同创新中心,适应“四新”经济发展需求,形成紧密对接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快速响应机制。建立学科“特区”,加强创新条件建设,重点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学科点和高水平特色学科群;优化学科布局结构,围绕产业链部署学科群,实现“同城协同”。并拓展获取全球人才信息资源的渠道,提供更多特定惠才政策。

  推动校企等各类要素协同创新,支撑引领上海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加快建设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围绕上海战略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分层布局国家级、省市级、校级等产学研融合的协同创新中心;加快引导和支持高校组建更多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团队,聚焦前沿科技创新领域和科技产业发展亟须,开展高水平协同创新和咨政研究;加快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建设,建立一支兼通科技成果和技术市场需求的技术经纪人队伍;建立高校技术交易机制,形成技术转移服务链,破解“中试”环节难题;加快落实高校职务科技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激发高校及一线教师和科研人员技术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构建和开启师生众创模式,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社会洪流。支持高校教师创办企业或到企业兼职、企业人才到高校兼职的双向流动机制;制定灵活多样的教学计划和学籍管理制度,鼓励大学生在读期间参与多样性的社会实践,到企业尤其是创业型企业见习实习。成立国家大学科技园联盟,鼓励在校学生和一定年限内的毕业生在这一“特区”内创新创业。

  吴建中:科技创新的难点在于成果转化上的突破。上海高校有一些很好的促成这一转化的成功案例,可以挖掘并推广出来。比如“环同济带”,在同济大学周围集聚了一大批国内外优秀的建筑设计企业,这些企业在上海世博会的带动下不仅茁壮成长,而且还为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这既要归功于早年的“知识杨浦”战略,又与大学积极推进合作交流有关。企业向大学集聚是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新动向,大学的这一向内迁移的现象,说明研发与成果转移之间的距离通过大学与企业共建科创园区正在缩小,这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同济现象”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

  王跃林:这是一个老问题,产学研结合谈了很多年,一直做得不好。要做好,企业和学校首先要改变“结合是为了拿科研项目”的老思路。要做到真正融合,企业确实有市场需求,学校的技术通过与企业结合确实可以为企业产生效益,两家结合可以通过市场获得效益,而不是通过拿科研项目获得效益。其次,学校要改变追求水平指标等科研思维模式,要以能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进行研发工作,真正为企业解决问题,合作才能长久,并产生效益。此外,学校为企业培养急需人才、解决企业的人力问题也很有价值。总之,产学研结合,一定不能仅为项目而结合。跳出这一思维方式,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杨爱华:多年来,社会上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一直是个难题。究其原因,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和企业所需要的内容相互脱节,我们的高校与企业贴合度不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教融合的发展。企业与学校、政府之间也缺乏畅通有效的沟通渠道,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管理中心都在后端,即在教育实施和就业后管理,对产业发展分析以及由此带来对人力资源技能的需求分析几乎是一片空白,整个体系不够合理,导致产教没有很好融合,难以推动更深度的科教融合模式。此外,我们的高校缺乏集专业和教授技巧于一身的教师队伍,缺乏以行业为主导的创新模式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

  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政府工业部和教育部分工明晰,分别负责调控职业技能教育体系的需求和供给两端,中间通过“行业技能模型”、课程专业设置进行连接,头尾形成闭环,做到了产教高度融合。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能跟得上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真正实现产教、科教的融合。

非裔海登博士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首任女馆长

Posted on 七月 15th, 2016 in 感悟 by jzwu

经美国国会74对18票通过,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任命美籍非裔海登(Carla D. Hayden)博士为国会图书馆第14任馆长。海登博士曾任巴尔的摩的一家图书馆(Enoch Pratt Free Library system)馆长,并于本世纪初担任过一届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此前由国会图书馆法律图书馆馆长茅以森(David S. Mao)担任国会图书馆代馆长。

一座城市和她的图书馆们(解放日报,2016-7-15)

Posted on 七月 15th, 2016 in 感悟 by jzwu

■本报记者 沈轶伦
吴建中说:图书馆具有永恒的意义,但永恒并不意味着静止。建筑师留下的是一幅象征永恒的画,而图书馆人要做的,是让这幅画饱含生命和意义。

几年前,吴建中第一次走进荒废许久的黑山路旧上海市图书馆时,看到的是前辈对图书馆这一圣地的一片情谊。昔日被寄托了无限民族情感的歇山重檐顶、黄色琉璃瓦、红色立柱的空间内,还保存着上个世纪30年代流行的密集型错层钢铁书架居中、周围设置各类型阅览室的结构。它映射了上海近代图书馆的辉煌,也记录了一代图书馆人曾经试图自强而时运不济的努力。
如今,已近八旬的旧上海市图书馆将被修葺一新,预计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并成为新杨浦区图书馆。这也意味着,在这里发生过的有关书籍和知识的故事,将藉由新的空间重新出发。

公立图书馆在上海
虽然江浙地区的文人一直有藏书习惯,但现代意义上的公立图书馆在上海开埠后方才出现。和许多新兴事物一样,“图书馆”这个概念是外国传教士和侨民带到上海的。
资料显示: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耶稣会传教士梅德尔在徐家汇创办天主教堂藏书室,专供传教士阅览,这也被看作是上海最早的宗教图书馆。两年后,上海第一家公共图书馆上海书会(Shanghai Book Club)在英租界创办,咸丰元年(1851年)改称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同治十年(1871年)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创办。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徐家汇藏书楼建成。
到光绪二十七年,上海出现第一所为国内读者利用的图书馆——格致书院藏书楼,创办人为英国人傅雅兰和中国科学家徐寿。光绪三十年,上海道、江苏提学使等批准在上海县西城学区筹备设立上海图书馆(又称江苏五属图书馆),因时局变动未果。同年,第一家大学图书馆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创建。光绪三十二年,国学保存会藏书楼成立,定时开放,公开阅览,成为上海第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图书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上海通信图书馆、申报流通图书馆等兴起,这些由民间建立的通俗图书馆催生了政府兴办的公共图书馆。1931年,上海第一家市立图书馆在南市文庙建立,1935年在江湾建立了一座近代化的上海市图书馆。1936年,全市有图书馆300余家,其中学校图书馆158家。抗战期间,公共图书馆业遭到重创。1945年9月,上海教育局在工部局图书馆原址建立上海市立图书馆。1947年,全市图书馆恢复至75家,其中学校图书馆46家。
1949年6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上海市图书馆,改为上海市人民图书馆。1950年2月,全市已经有公私立图书馆117家,其中学校图书馆107家(高校图书馆48家,中小学图书馆59家)。1952年上海图书馆建立,1958年与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和上海市科技图书馆统一机构为上海图书馆。经过之后的全面恢复和规模扩大,到1990年,全市图书馆藏书11000万余册,藏书100万册以上的图书馆有9所。1995年,上海图书馆与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合并。

黑山路181号,梦未圆
在这许多旧日的图书馆中,有一座图书馆堪称命运多舛。
1927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为了与租界相抗衡,曾雄心勃勃地制订了“大上海计划”,选址今五角场地区的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黄浦江以西的土地约7000亩作为市中心区。这一近代上海第一个大型的城市规划甫一出台,就遭遇经济危机和战火冲击。尽管时运不济,但当时的市政府还是在1934年发行了350万元的市政公债,筹集全市之力,投入“大上海”的建设。其中,1934年8月,由著名留美建筑师董大酉及其助理王华彬设计的市图书馆开始施工,仓促中未完成所有工程,即于翌年9月试行开放。这就是今天位于黑山路181号同济中学内的旧上海市图书馆。
与同时代建造的其他“大上海”建筑一样,旧上海市图书馆被寄予浓浓民族情结——外观仿造北京城钟楼,采用了现代建筑与中国建筑之混合式样,最显著的是洋溢中国元素的歇山重檐顶和黄色琉璃瓦。室内以藻井彩画装饰,楼道以水磨石铺地,完全是当时中国人心中“知识圣殿”应有的样子。最初的设计资料显示,图书馆一层中央为入口大厅,依次是报纸阅览室、书库,左翼为办公室,右翼为儿童图书室、演讲厅。二层为阅览室、借书室和目录室。左右翼为研究室和特别阅览室。二层中央前部上有夹层,为储藏室,由此可通过露天阶梯登门楼。
然而,这个图书馆时运不济,由于设立在较为偏远的江湾,读者甚少,未满一年又因抗日战争爆发停止开放。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无力重启“大上海计划”,旧上海市图书馆内藏书即与福州路前工部局图书馆、南市文庙前上海市立图书馆合并组成又一个“上海市立图书馆”。
作为建筑的旧上海市图书馆,与同时代诞生的“大上海计划”中的旧上海博物馆相邻不远,曾被并称民国时期的“双子星”建筑。在之后的岁月里,旧上海博物馆被用作长海医院影像楼,旧上海图书馆则被闲置多年。
直到2012年,杨浦区决定对旧上海市图书馆实施修缮,身为上海图书馆馆长的吴建中第一次走进荒废许久的黑山路图书馆时,感受到的是当年图书馆人对知识和书籍的赤诚。触目所及,中式庙宇般的格局内,是前辈根据早年西方流行的图书馆建筑风格设计的密集型钢铁书架居中、周围设置有各类型阅览室的结构。虽然身处乱世,未发挥其设计应有的作用,但人们对书籍和阅读的挚爱,依旧存留在这个空间里。

第三代图书馆呼之欲出
开埠以后,上海就与世界发展同步,图书馆也不例外。如果说,以黑山路旧上海市图书馆为代表的近代图书馆可以称为第一代图书馆的话,1996年开放的高度自动化的上海图书馆则可以称为第二代图书馆。那么,即将建设的上海图书馆东馆能否领先一步、创立自己的第三代图书馆呢?
从大学毕业后就投身图书馆事业的吴建中见证了图书馆使用途径的变化。
在他看来,相比第一代图书馆,第二代图书馆以开放为特征。有的图书馆为了最大限度的开放,甚至让读者直接入库借阅。一些公共图书馆实行全面开架,闭架书库的比例缩小到5%以下。
不过,第一代和第二代图书馆都是围绕“书”展开的,虽然讲座、展示、参考等服务丰富了图书馆活动的内容,但总体上这些都没有根本改变图书馆以书为主体的性质,图书馆的功能布局和工作流程依然是跟着书走的,无论是部门设置还是文献服务都是以书为本位的。
然而,进入信息时代后,实体图书馆的作用受到了挑战。因此,也需要提出超越书、超越传统图书馆的第三代图书馆发展理念——未来的图书馆不仅是搜索和寻找信息的地方,而且是共享信息的场所。未来的图书馆将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融合,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
以此概念为指导,曾经蛰伏许久的旧上海市图书馆在新生为杨浦区图书馆新馆后,也会更注重可亲近性和交流性。相关报道显示,未来,这座建筑的地下一层、地上二层、局部三层,预计建成后总藏书量65万册、数字资源100TB、报纸杂志1200种,供读者阅览的座位有650个,其他供读者学习、休闲座位共计1600余座。

吴建中说:图书馆具有永恒的意义,但永恒并不意味着静止。建筑师留下的是一幅象征永恒的画,而图书馆人要做的,是让这幅画饱含生命和意义。

表达能力很重要

Posted on 七月 14th, 2016 in 感悟 by jzwu

我正在思考有关发表与转化力方面的问题,我认为人的能力有三R,即参考能力,关联能力和表达能力,今天看到一篇博文很受启发。『为什么人类急需的抗菌物质在被发现且论文发表之后还会被搁置长达10年呢?首先是弗莱明本人的原因,他是一个出了名的不善表达的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搞科学或者搞工程的人,他们虽然善于思考问题,但是不重视表达能力的训练,最终这个弱点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摘自#文明之光第四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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