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中读书

看了三集《看懂中国》电视系列片后深有感慨。该片视角独特、表现细腻、主线鲜明。无论是摄制手法还是内容表述都有创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片从外国人看中国的角度生动地表现了60年来我国外宣模式的演变过程。摄制组并没有刻意从传统的成就宣传的角度进行制作，而是客观地从过去60年里外国人拍摄的片子中，追寻他们当时摄制的动机和手法，改变了过去常有的先入为主的摄制理念。比如，我们以前对安东尼奥尼一直存有误解，本片没有刻意去解释，而是很自然地给了摄制相关者表达的机会，然后让观众自己去解读和反思。

该片不同于过去灌输式的传播模式，而是通过深入细致的前期调研，向观众提供比较完整和客观的背景素材，不是把观点强加给观众，而是让观众自己去判断。该片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突出了向60周年献礼的指导思想，因此该片的主线是鲜明的。

沟通是宣传的基础。只有“心悦”才能“诚服”，缺乏沟通和理解的宣传是贫乏无力的；创新是宣传的灵魂。我们往往习惯于一成不变的模式，结果适得其反。因此，只有以尊重观众的视听习惯和接受方式的姿态去做宣传工作，才能找到灵感，使宣传真正达到入脑入耳的效果。我们从这些外国人制作的片子中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提起有灵性、有思想的记者，潘真绝对是可数的一个。认识潘真有好多年了，她给我的印象是手上永远握着一支笔的才女。

她漫步于漫长曲折的苏州河岸，听中年一代讲在苏州河里游泳摸鱼捉虾的故事，听老一辈讲过外白渡桥、四川路桥时被日本宪兵欺侮的故事，听设计师、艺术家、画商讲进驻旧仓库、老厂房开辟新天地的故事，听依河而居的老上海人怀旧，听海外归来的新上海人憧憬……于是《心动苏州河》一书诞生了。

她“游说”魅力教授陆谷孙接受专访，她怀着抢救文物似的迫切心情采访重病的王元化，她几度踏进复旦校园，拜访历经九死一生却依然昂首站立的“大写的人”——贾植芳……于是写成一本关于上海文化名人的《文化人生》。

约访累，审稿累。因为她找的大多是文化界顶尖人物，不是年事已高，就是忙得整天“打飞的”。如约杨福家先生，从秋天约到冬天，好不容易见了面，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又刚巧与给“红舞鞋”舒巧的审稿碰到了同一天，于是就有了“上午采杨，下午访舒，发疯了”的感叹。但潘真不怕累，不怕疯，朋友戏称：“发的是风流的风吧。数风流人物还盼真。”

这就是我脑海中的手上永远握着一支笔的才女潘真。

潘真善于观察，她看人的角度不一样。她笔下都是名人，但她不喜欢歌功颂德，她写的每一篇采访都富有哲理和情感。她曾为稿子里的细节跟名家理论，惹得人家生气地说：“你怎么像鲁迅一样倔啊？”但最后，她的文章得到了这位名家由衷的肯定。在散文笔调的评论《贾植芳先生的一辈子像一堂课》中，潘真写道：“什么叫感恩之心？什么叫独立人格？什么叫不趋炎附势？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良知？贾植芳先生用一辈子，给我们上了一堂课。”我想，这一课也对潘真的文章乃至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潘真勤于思考，她没有一概的程式。她写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故事都是充满鲜活个性的。“我干吗要和他们写一样的”，这话是潘真的儿子说的，她特赞赏，因为儿子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角度新，言人所未言，在潘真看来，就是写好一篇文章的首要条件。所以，动笔之前，她常常自问：这题目，有人写过吗？被写过的题目，我的观点比人家的高明吗？不然，索性就别写了。她曾对一位准作者说，我们讨厌重复别人语言、思想的文章，尤其当这别人是伟人——伟人的语言、思想，地球人早就都知道了呀；我们需要有个性的、最好是从你“这一个”心里流淌出来的东西。

可是，时至今日，充斥了空话、大话、套话、假话、非自己话的文章还层出不穷，潘真能坚守“我手写我心”，难能可贵呀！

潘真富于理解，她总是能从言辞犀利的声音中，捕捉到有价值的思想。

潘真一直在写名人，我想现在也该有人来写这位专写名人的名人了。

昨天晚上看了中央电视台知名记者李庆庆采编的关于金融危机改变冰岛生活方式的新闻，深有感慨。从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冰岛人变得更加现实了，他们开始买二手服装，购打折商品，不再追求不着边际的奢华和不切实际的享乐了，金融危机改变了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条新闻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城市中有一条空间上的鸿沟，叫做“城市鸿沟”（Urban Divide），这是最近世界城市论坛上流行的一个关键词，鸿沟的这一边是富人区，那一边是穷人区，城市发展的目标是要填平这样的鸿沟；但生活中也有一条观念上的鸿沟，我把它叫做“生活鸿沟”(Life Divide)，按理说鸿沟的这一边是富人，那一边是穷人，但在这里，鸿沟的这一边不一定是富人，那一边不一定是穷人，有钱的人可以过节俭的生活，没钱的人可以过奢华的生活，而人类生活的目标是要消除生活方式的鸿沟，人类没有富生活和穷生活之分，每一个人都应该选择亲近自然、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享乐主义的驱动下追求物质消费和精神刺激。超前消费的观念影响了几代人，人们渐渐开始脱离正常的生活方式，用明天的钱来满足今天的生活奢望，买高级轿车，购豪华时装，逛游乐场所，住豪华酒店，似乎一切都是那样的理所当然，父母不希望子女再吃自己所吃过的苦而纵容子女，子女不希望落后于自己的同龄人而放纵自己，于是享乐主义弥漫于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边是物质大量消耗，一边是精神更加空虚，人们变得心高眼高、空虚渺茫。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拥有一辆轿车、一座乡村别墅”的美国梦影响了整个全球。其实很多人并不真正需要轿车，但享乐主义的价值观把人们引向“生活鸿沟”的另一端，似乎没有轿车，或没有高级轿车，人们的身份地位就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降。有车要有路，路小要拓宽，建筑和行人要为车让路，于是以车为本，改变了城市，改变了城市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方式。今天在任何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可以看到交通拥挤和阻塞的通病。

金融危机如同一声惊醒铃，经历了这场危机之后人们应该有所清醒了。冰岛人价值观转变的新闻将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实际上，这些年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推动下，人们已经开始转变生活观念和方式，自觉减少物质消耗，主动降低生活开支，一种贴近自然、爱护环境的理念和风气逐步形成，尊重自然、适应自然和与自然和谐生存的观念正在成为城市发展和人生追求的目标。

我认为，现在是崇尚和弘扬和谐城市、和谐生活理念的最佳时机。我们要借上海世博会的东风，让“更美的城市、更好的生活、更深的情谊”成为每一个人的崇高境界。

英文中有一句Don’t speak ill of others behind their backs，就是不要在背后说人坏话。

做人是有规矩的。一个人免不了要议论到别人，但议论时千万不能夹杂私心，尤其是不要说人坏话，否则效果与此相反，不仅不能议倒别人，反而自己赔了进去。

人都有同情心。你越是说人家不好，周围的人就越会对你产生反感。尤其是当被你说的人不在现场时，更是这样。实际上贬低别人未必真的能够抬高自己，相反，被贬低的人反而赢得更多的同情。

所以，最聪明的办法是不说别人坏话，如果要说也要选择当面的时候说。如果当面不能说，就一分为二地说。这样的话，你将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昨天是国家图书馆百年庆典活动日。上午参加了题为“图书馆的国际化”的研讨会。詹福瑞馆长和国际图联秘书长分别做了主旨报告。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以及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馆长各自作了20分钟的发言。我的发言聚焦上海之窗，因为上海之窗已经成为上海图书馆国际化战略的一个国际案例。

下午在国图的嘉言堂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中央领导李长春同志、刘云山同志、刘延东同志以及文化部长蔡武同志等多名部级领导参加会议。我作为全国图书馆界代表也有幸坐在主席台上，并作了5分钟的发言。会议由周和平副部长主持。

最令人振奋的是李长春同志的重要讲话。他提了五点要求：一是充分发挥图书馆事业的公益文化职能，积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二是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势文化，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作出贡献；三是大力加强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增强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活力；四是努力扩大对外交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五是加快培养业务人才，为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中央高层领导对图书馆事业发展作如此全面而具体的指示是很少见的，大家都觉得很受鼓舞。尤其是讲到是否重视图书馆事业是检验市长有没有文化的重要标志的时候，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新华社为此作了专访，因为我要赶7点多去合肥的航班，我接受了电话采访。

说句心里话，图书馆是公益性事业，在图书馆法尚未出台的今天，政府的关注和重视尤为重要。我相信有了中央高层领导的支持，中国图书馆事业必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大发展、大繁荣。

周一开始为期五天的内蒙古、北京和合肥三地的出行。内蒙古这一站是“走进世博会内蒙古巡展”活动，与往常一样，我参与与之配套的世博讲座。然后周二晚上赶到北京，参加国家图书馆百年庆典活动，周三晚上赶到合肥，参加周四和周五的文化部会议。

周一下午来到呼和浩特，抽空看了两个博物馆，然后晚上与内蒙古图书馆李馆长及各位共进晚餐。周二上午10点在自治区图书馆文化大厦进行第一场讲座。开讲前与文化厅王厅长见了面。中午自治区布副主席宴请贸促会王副会长和上海世博局钟书记等一行，我也应邀参加。下午2点在内蒙古大学参加“世博进校园”仪式，仪式结束后，我为该校师生作了一次演讲。晚上赶到北京，开始准备第二天的两个发言。

我觉得，在不同的工作板块中切换频道是一种挑战。频道（领域）不同话语体系也不同，这就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我很佩服有些官员能在赶场子中不迷失方向，而我就缺乏这方面的天赋。

今天突然看到英国著名汉学家霍克思博士过世的消息，心里非常难受。我在英国留学期间曾与霍克思博士相处一年多，在我的心目中他不仅是真正的绅士，更是学术的楷模。

留英期间我找到一份为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编辑《霍克思文库》的工作。霍克思博士本人就是主考官，他用英语和日语问了我几个问题后就建议馆方聘我了。后来他告诉我，一般人不知道“文書”在日语中应该念monjo，我能准确地读出来，说明我有较好的日语功底。

《霍克思文库》是霍克思博士捐赠给威尔士国家图书馆的私人藏书，近五千册，大部分是中文图书，约五分之一是日文书，以前不少求职者都没有通过日语这一关。我是很幸运的，不仅因为攻读博士期间有了一份收入，更重要的是我与这位世界著名的汉学大师有了交流的机会。

我每周两天去图书馆编目。当时霍克思夫妇住的地方离图书馆不远，所以经常能见到他们。霍克思博士曾担任牛津大学教授，翻译过《红楼梦》，在国际汉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与他在一起不仅能感受到优雅的英国绅士风度，而且还能从他身上看到儒雅的中国文人气质，他为人谦和，没有一点架子。常常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知识，比如用拉丁语来表达一种意境也好，用流行语来表达价值观也好，他所用的词汇都是很精致、很讲究的。比如，说到某些人很势利，喜欢攀附权贵，他用了一个词汇，叫name-dropping。他说的那些词汇我都记得很牢。

从霍克思博士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问，更多的是如何做人，如何做一名真正的绅士。

日本建筑设计师彦坂裕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世纪人们来世博会是为了看到一个新的世界，而自20世纪后半叶起，通过大众传媒就能达到这一目的了，那人们为什么还要特地到世博会来呢？为此，他提出应挖掘世博会作为交流空间的价值。

　　回首世博会158年的历史，它经历了从重技术向重文化演变的过程。

　　过去，人们走进世博会是为了看到一个全面反映最新科技水平的世界，因此各国都把当时最新的技术和产品拿到世博会上来展示：如工业革命时代展出过实物大小的蒸汽机、克虏伯大炮等，电气革命时代则展出了电灯、电话、留声机等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新发明。世博会成为各国展示和交流先进技术的舞台。

　　但世博会创立之初，出于激励技术竞争和创新精神的初衷而设立的各种奖项，却使人们陷入到“以奖论英雄”的风气之中。例如1900年巴黎世博会奖品数量超过4.5万个，甚至出现个别参展方为获奖而贿赂评审专家的现象。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加剧国与国之间技术竞争的方式背离了世博会的核心价值，并与世博会发展趋势格格不入。于是，人们开始不再把技术竞争放在第一位，而是把思想、文化和学术交流放到重要位置上。　 　

　　随着世博会展示重心由展品和技术向理念和文化的转移，原先那种面面俱到、百科全书式的传统展示模式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以关注内容、解决问题为宗旨的主题展示体系。随着交流内涵的不断丰富，论坛、国际会议等思想文化交流活动之于世博会的作用变得日益突出，1998年里斯本、2000年汉诺威、2005年爱知世博会都把论坛看作世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网络时代，人们的交流进一步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但是面对面的交流依然不可或缺。人类本性深处蕴藏着一种欢庆节日或情绪共鸣的激情，而这种激情需要在某种环境中抒发，就像人们仍然要到足球场去看足球，到大剧院去现场聆听交响乐一样。现场的交流互动常常给人带来震撼。

其实人们早就已经注意到世博会作为思想交流平台的意义了。在1878年巴黎世博会上，法国千年文化展、俄罗斯人类学展等吸引了大量公众，而法国作家雨果也在世博会期间主持了作家大会，并在会上制定了保障文学产权的国际法。　

世博会如今已经成为国际间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最佳场所，展示科学发现和创新精神的大舞台，为各种观念的碰撞和交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方式和空间。这也恰恰是世博会的吸引力所在。(吴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