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 知识导航 城市文化 图书馆事业 与我的同时代人相比，我算是很幸运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我才小学三年级。1970年前后“复课闹革命”，我成了名副其实的“三好学生”。我从小就喜欢读书，班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第一批广播日语和英语开播时，我就买了广播教材，每天捧着收音机，同时学习两门外语。1973年9月我被学校保送上了华东师范大学干校外语培训班，开始了四年边学习、边劳动的干校生活。我学的是日语，三年级参加金山石油化工厂实习的时候，由于缺少日语翻译，我第三天就开始上场担任主译。临近毕业的时候我们常常被借到旅行社担任翻译，所以进步特别快。在此期间我也没有放松英语的学习，常常与英语班的同学对话，渐渐地打下了两门外语的基础。
由于我们这批人学历只算大专，所以当时就下决心继续读书。那个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报考硕士生，我选了北京大学日语专业，当时只招两名学生，大概是实力不够没被录取。我后来报考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起初只是想拿个硕士学位，没有想过要在图书馆干一辈子。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生活，改变了我的命运。
那个时候的研究生学习，像师傅带徒弟一样，而且一开始就比较专门化。我的专业是外文图书采访，师从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李芳馥先生。是老前辈的言传身教，培养了我对这门专业的浓厚兴趣，是国内图书馆与发达国家图书馆之间的差距，激发了我为这一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心。当时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邀请了一批知名专家兼课，顾廷龙馆长、陈誉教授等老一辈图书馆学家言传身教，吸引我们爱上了图书馆这门当时不少人都认为枯燥无味的专业。
在图书馆跌爬滚打25年，对这一专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论到什么地方参观旅游，我都要到当地的图书馆去看看，在那里留个影。图书馆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有时候梦里也常常是图书馆。正是由于这样的缘分，激励着我要为图书馆做些什么，留下些什么。
从1980年写第一篇文章到现在，总共发表了130多篇，有与国内外知名专家“对话”的，有反映国外图情事业发展的，有研究语言与文化发展的，主要都是些实践探讨、有感而发的小文章。虽然在理论上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但这些文章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过去二十年我国图书馆事业演变的历史和一个图书馆员在这一特殊时期的心路历程。
（一）
我不是图书馆学理论家，也没有一整套图书馆学理论。但我较早将“以人为本”的理念引进我国图书馆实践中。1987年，在纪念上海图书馆建馆35周年而撰写的一篇论文中，我提出了“重心转移”的思想，即图书馆工作重心由书本位向人本位转移，业务重心由第二线向第一线转移，服务重心由一般服务向参考服务转移，1998年出版的《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中，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想法，除了三个“重心转移”以外，还提出了三个“延伸”（收藏：向各种文明记录及其载体延伸，业务：向馆外延伸，服务：向社区及家庭延伸），和两个“中心”（图书馆是终身教育和文化娱乐中心，信息传播与交流中心）。由于当时旧的图书馆理论体系已经过时，而新版的《图书馆学概论》尚未出版，因此，《21世纪图书馆新论》的出版，对当时比较沉闷的图书馆界来说，犹如吹进了一股清凉的新风。本书图文并茂，形式活泼，加上国内外图书馆众多实例，两年内售出图书近7千册。日本京都大学和台湾文华出版社于2001年和2002年相继出版了本书的日文版（含日本图书馆协会理事长盐见升教授和京都大学教育学部主任川崎良孝教授的文章）和繁体字版（胡欧兰教授作序）。2003年，本书中文版再版时更新和修改了部分数据，并于2004年出版了英文版。2005年本书被列入百本“走向世界”《文化中国》丛书，经过更新和修订后由位于美国旧金山的长河出版社出版。虽然我的这本小书字里行间有些思考，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但我总觉得这本书缺乏理论深度，与当时想把它当作一本图书馆学概论的初衷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二）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们经历了图书馆发展的特殊时期。在这一时期，旧的已破，而新的未立。长期来，一线的图书馆管理者往往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他们不仅被不恰当地置身于国际图书馆发展的同一坐标系中，而且常常很难得到上级以及社会的理解。加之，图书馆界普遍存在的浮躁风气，严重影响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正常发展。我总觉得，过分地强调与国际接轨不仅不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而且与文化多元的现代国际潮流也是不相适应的。
我喜欢写，也很想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但由于自己的理论功底不深，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小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本书汇集了不少这类小文章，但比较令我满意的是与国内外知名专家的“对话录”和两个“十大热点”。
当时写这些文章的初衷是希望比较系统地探讨和归纳一些问题，同时也想借此活跃一下专业理论研究的气氛。尽管自己觉得构思得并不理想，但被引率还是比较高的，至少为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打开了视野。“对话录”一开始比较精彩，但近尾声时有点匆匆收场的味道。后来我一直想策划一套新的对话录，用笔谈或者视频访谈的形式与当前国际图书馆界最知名的人物对话，但不敢轻易起步，因为一旦开场，就需要两三年的工夫。这也是我近年的一大心事。
“十大热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运作起来的，这种形式相对来说自由度更大一些。在编辑时，我参照了 《21世纪图书馆展望：访谈录》和《21世纪图书馆新论》主题明快、形式活泼、贴近现实的模式，将这些热点和知名学者的观点、相关案例及有关资料串联起来，以十个热点为主线，以文选、案例和资料的形式来丰富和充实全书的内容。《图书馆发展的十大热门话题》出版不久，台湾文华出版社与我签约出版繁体字版在台湾发行，由台湾知名专家王振鹄教授为该书作序。该书出版后，被列入“台湾出版TOP1—2004年代表性图书”，于2005年1月25日至3月27日在台湾“央图”展出。后来我又以同样的形式汇编了《图书馆管理的十大热门话题》。
（三）
本书还收录了我的一些有关考察访问和文化研究的文章。在过去二十年近三十次正式出访中，我写下了大量考察访问的文章和报告，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内部报告。本书由于篇幅关系，只收录了已经正式发表的文章。
对外交流是我的专业生涯中相当重要的部分，这些文章多少记录了一些近年来我的对外交往活动。我很希望今后能够静下心来写一本游记之类的书，把我的所见所闻图文并茂地反映出来。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记录的大多数都是外事任务或考察报告，而且又是不全面的，比如国际图联的有些内部会议的内容是不便公开发表的。
我是个在很多人看来属于“一根筋”的人，到荷兰海牙去了九次，每一次都是三、四天，除了到国际图联总部开会之外，没有很好地欣赏过这个美丽的城市。但我觉得很充实，每一次会议都带去一些任务，带回一些收获。当时国家图书馆孙蓓欣副馆长带我走进国际图联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指导和帮助，我记得最清楚的一句话，就是争取让中文成为国际图联的官方语言。在以往的档案中我看到了中国图书馆学会有关中文应成为官方语言问题的报告。所以从一开始，我就把它看作是我的一个使命。2003年底，中国图书馆学会给国际图联关于争取在年会上设立中文Caucus Meeting（说同一语言的与会人员预备会议）的一封信，又一次拉开了争取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序幕。2004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图联年会上，首次举行了中文Caucus Meeting，这次会议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国际图联主席和当选主席都来到会场祝贺。2004年初，时任国际图联当选主席的拜恩博士提出一份报告，建议让阿拉伯文和中文与原有的五种语言一起成为国际图联的官方语言，为此，管理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即国际图联语言政策委员会专门来讨论这个报告，我也参加了这个五人小组。2005年12月中旬，当我听到现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张晓林博士给我发来的该议题获得通过的消息时，兴奋得当夜难以入眠。我深深地感到，如果没有中国的日益强大，没有中国图书馆界的蓬勃发展，没有国际图书馆界同行对中国的认可和支持，没有孙蓓欣、张晓林以及一批幕后英雄的不懈努力及他们的国际声望，这条路不知道还要走多久！
本文收录了几篇图书馆专业以外的文章，有关于语言的，也有关于文化的。虽然这些研究总体上还比较单薄，但它们反映了我的想法：图书馆学不是一门孤立的学问。我的很多灵感来自于其他学问，更得益于宽广的社会舞台。2005年11月，我荣幸地被聘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之一。我觉得，是多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与实践，锻炼了我更宏观、更逻辑地观察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更广泛、更主动地获取社会智慧资源的能力。我将充分活用这些方法和能力，为举办“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回顾这25年图书馆生涯，我既感到骄傲，又感到惭愧。骄傲的是，我们多年前描绘并为之奋斗的目标，经过我们的努力已成为现实。惭愧的是，写了这么多文字，作了这么多报告，很多已明显过时、落伍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没有多少篇。我始终感到有一种压力：翻阅现在的专业杂志，发现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看不懂了。如果这一比例超过一半以上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人就该自觉地退出专业舞台了。
为此，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