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人的眼里，建筑是机器，是工具，是人类的“身外之物”， 是“棋盘上被任意摆布的棋子”。如今在GDP本位的发展模式的驱动下，成片成片的旧房爆破拆除，成批成批的新楼拔地而起，城市化如同脱缰之马难以控制。城市在瞬间膨胀，向周边不断蚕食蔓延，每天成群成群的劳动大军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疲惫地奔走于城乡之间。

几年前，我在某校一天里连续听了两门课，上午的老师讲城市规划不要受眼前经济利益的制约，下午的老师讲城市规划要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两位老师讲得都很精彩，不仅论证合理，而且数据详实，但因为是在同一天，这两门反差如此之大的课，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应该向决策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呢？

在上海世博会上，丹麦展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自行车馆，很多人只注意到小美人鱼了，其实小美人鱼是点缀，核心是公共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位置。其实这个馆与1939年纽约世博会的通用汽车馆是对应的，通用汽车馆向我们展示了一幅“汽车轮子上的美好生活”的图画，一部小汽车和一座乡村别墅的“美国梦”影响了全球差不多一个世纪。我们现在大部分城市的规划都是按车本位的模式来设计的。而自行车馆告诉我们，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天我们应该更加尊重自然、尊重传统、尊重人了。

我想现在是我们静下心来重新反思城市发展的时候了。今天的城市发展应该以什么为导向呢？我们不能责怪勒·柯布西耶，因为那个时候正处在机器时代向科技时代转移的时期，勒·柯布西耶的思想属于超前的，我们也不能责怪通用汽车的老总，因为那个时候汽车引领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没有他们，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来反思过去。

回到主题，建筑是人类的朋友。

首先，建筑是有生命的，不是机器，不是工具，更不是棋盘上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上海图书馆有一个徐家汇藏书楼，在上世纪80年代建造地铁一号线的时候，本来是要拆除的，后来在巴金等一大批文化人的呼吁下保留了下来。这个楼是中西合璧的，楼上是欧式的，典型的罗马大书房结构，楼下是中式的，仿照天一阁，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样式，分成六个通间。原来沿街的第六通间是保不住的，但我们还是硬把它保留了下来，否则整个结构破坏掉了。而今天这个跨越在人行道上的大书房成了徐家汇地区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现在一说起徐家汇，人们想到的是商业中心，其实它曾经是一个文化中心，而且作为文化中心的历史比商业中心的历史不仅长久得多，而且重要得多。我还要告诉大家的是，这里面的书不仅片纸未丢，而且保存得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个建筑，建筑里的书，建筑里的人，以及这个建筑与整个地区、整个城市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我们从教区手里接过来的时候，就意识到一份责任，这栋楼，这些书，已经成为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文革期间我们的馆员为了保护它们而受伤致残，但当他们看到徐家汇藏书楼完好无损的时候，感到欣慰，而没有遗憾。你可以仿照原样建一个新的徐家汇藏书楼，但仿照以后还能找回这些气味，讲好这些故事吗？这个大书房我们每周开放参观一次，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回味一下。

其次，建筑是有记忆的，它给你的是一个延续的、完整的记忆。一个楼为什么要建，维护她的人对她什么态度，屋里屋外发生了什么，这一切的一切都给我们保留了下来。对于那些有历史贡献的楼，我们要尊重她们，与她们对话，激活她们的记忆。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有一个大明宫，向我们讲述了古城修复的故事，但总觉得不够生动。希腊馆有一个雅典的卫城修复案例，详细地告诉我们在古城修复中古人和今人是如何对话的，非常细腻，也非常精彩，两个展示一对照，就看到差距了。在与古人对话的过程中，你会发掘出很多古人的智慧和情感，很多方面我们是不如古人的。所以，修复的过程是老建筑恢复记忆的过程，也是我们向古人学习的过程。我们要尊重她们，恭恭敬敬地向她们求教。我参观了大明宫，兜了一大圈，里面没有看到什么值得参观的东西，最后我问了讲解员，这个楼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讲解员说，这个楼的建筑特点是三出阙，说得简单一点是帝王享有的最高级别的建筑样式。而我参观卫城修复案例的时候，是怀着一份崇敬之心看的，一幕幕历史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感到充实和震撼，回家以后我又重读了希腊的历史。在世博中心我还观看了一场希腊的“栩栩如生的神话回响”舞剧。担任朗诵的是曾在北京奥运会圣火取火仪式上扮演最高女祭司的玛利亚·娜芙普利都。台词中不断地听到“fotia，fotia”，特别动听，很有节奏感，fotia是“火”的意思。“火”是力量的象征，也是爱的象征，男子裸露上身，女子身着古希腊风格的白色或黑色衣裙，突出了刚与柔之古典美。也许我扯得远了，但这是参观了卫城修复案例后令我对希腊文化产生的敬畏之心。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有许多能激起你回忆的建筑，其中有兴奋，也有悲痛，她们是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个城市里值得回忆的东西已经很少了，我们还能无视她们的呻吟和呼唤吗？

第三，建筑是有灵性的。有的建筑外表并不起眼，但有一种灵性在里面。我们的眼睛里可能只有宏大建筑，其实，一些平凡的老建筑中都有一些不平凡的故事，正是这些不平凡的东西激起了我们的敬畏心和上进心。从开发商的眼光来看，很多建筑既不产生价值，又要花很多钱去维护，不值得保留，所以毫不犹豫地拆除了。我理解地方政府的难处，你要保留她就要花钱去维护她。但你一旦拆了她，你就抹去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闪光点，抹去了人们心中的一个希望，你可以复制她，但这个灵性一般的东西是复制不出来的。我不是排斥复制的东西，但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只能作为“例外”，而不能作为原则。因为复制就是复制，就好比本雅明用aura来表达传统艺术品的独特性和本真性一样，这种“灵性”是复制不出来的。小时候我们读家信或者情书的感觉现在恐怕是找不到了，因为在褶皱的信纸里包含了深厚的情感，有汗渍，有气味，可能还有眼泪，在这个机械复制或数字复制的时代我们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灵性”，所以我们今天更需要面对面的交流，更需要挖掘公共空间作为场所的价值，这一切在虚拟化的公共空间里是找不到的。

十几年前国际图联秘书长参观这座城市的时候对我说，上海是一座新与旧、现代与传统反差鲜明的城市，我不知道现在来他会怎么说，因为旧建筑、旧里弄越来越少了，而机器般的新式建筑越来越多了。但有一点可以骄傲地说，上海较早地意识到城市病对这座城市的影响，并已经努力地向生态型宜居型城市转型。前几天有一部大型纪录片《黄浦江》在电视上播出。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上海原来是水之城，后来水路让位于马路，成了车之城，马路回不到水路了，我们总觉得这个城市缺少了什么。这几年上海下决心整治两条河流，今天黄浦江两边几十公里长的滨江大道还给了市民。这是功德无量的城市功能大调整，它调整的是城市对水的态度，对自然的态度，对人的态度，不久的将来，上海将成为一座城水相依的人之城。

女士们，先生们，

1979年墨西哥城国际建协第十三届国际会议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建筑师必须作为有责任感的服务者来维护职业的尊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各级参与决策行动，为形成新文化并成为21世纪的先驱而创造手段。” 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师，城市里的每一个职业，每一个人都应该担当起城市建设的责任，同时我们还要让每一栋建筑与我们一样担当起这样的责任，今后建筑不再是污染的源头，不仅要做到少消耗能源，而且还可以通过太阳能发电向周边贡献能源，不仅要做到垃圾减量，而且还可以有垃圾回收的功能。假如城市是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每一个人、每一栋建筑都是她的细胞，而生生不息的城市就是由无数鲜活的细胞组成的。我相信，二十年以后，五十年以后，这个城市里每一栋建筑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都是生态的、艺术的、有情感的，这些活生生的展品将告诉人们这个城市的过去，也将激励人们把这份责任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混沌》一书写得浅显易懂，它从易学的角度阐明混沌理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以前我们过分相信线性化理论，总是以线性的方式来思考，但它是有局限性，有时我们主观地按线性外推时，真理可能变成谬误。所以我们要善于接受来自非线性科学的启示或者隐喻。本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与其抗拒生命的不确定性，不如接受它们提供的诸多可能性。”

我即将出版的书《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里，提到了一本书，威博格（David Weinberger）的《一切都是零碎的》（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威博格为我们解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知识体系到自下而上的知识体系的发展，他用Miscellaneous（零碎的）来表示这个世界是混沌而多元的。我们过去一直认为世界是有秩序的、有规律的，所以习惯了格式化的思维，图书馆员也根据这样的思维来管理信息，但现在网络允许我们用多维的、即时的方式来管理它们。威博格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对于旧思维来说，这是混沌，但对于新思维来说，它是秩序。”我准备用它作为我讲课的开头语。

图书馆现在最需要的是转型，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与用户需求。我们正处在信息传播和思想表达极为丰富的时代，它给予我们丰富的想象力，激励我们理性地面对多元化的世界，发掘出超越我们所知的创意和创新精神，如同Suzi Gablik所说的，“混沌不是负面的力量，而是连接生活诸方面的永恒全面的创造性过程”（Suzi Gablik对《混沌》一书的评价）。

对任何人我都是谦让的。有时候，很窄的马路只要对方不方便，我都是先让对方过，即使对方年龄比我小，我也不在乎。

有人对我不好，我很少说出来，反而在上级或朋友同事面前我要朝好里说。因为我怕人家说我没修养。其实这样做实际效果更好。听者反而认为我大度，因为他从另一人那里听到的是对我的抱怨。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干部评分时打评分表，我看有些人很神秘，把它当作是一种工具，我一般都是给人家朝好里评，因为没有必要把别人弄得灰溜溜的。

做人还是谦让一些好，从长远来看，不吃亏。

数字时代临近,图书馆如何应对挑战?在城市文化发展中,图书馆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第17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所长吴建中。

　　记者:您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图书馆进入了一个超越自我的时代。转型和超越,是未来几年图书馆发展的主旋律。

　　吴建中:过去30年,我国图书馆发展主要是还历史欠账,以新建、扩建、改建为主。如今,“县县有图书馆”的目标基本实现,下一轮发展,质的飞跃和软实力的提升就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

　　过去30年里,图书馆经历了三次大的冲击。第一次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结合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有人曾估计,随着无纸化社会的来临,图书馆将走向消亡。但20世纪末反而出现了空前的新馆建设热潮,人们意识到图书馆作为人际交流信息和经验的空间还是必要的。

　　第二次冲击发生在世纪交替,互联网大量普及,有人担心互联网的导引系统和搜索引擎会替代图书馆的功能,图书馆能否向人们提供比互联网导引系统和搜索引擎更有效的服务手段,是那一时期人们思考的焦点。10年来,图书馆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高新技术成果,开发出一批信息服务和产品,尤其是数字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使图书馆勉强跟上了时代步伐。

　　第三次冲击发生在今天,无纸化社会的“幽灵”重现,人们都在关注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临界点在哪里。有人预测,到2020年,数字出版销售额将占图书出版市场总额的50%。但从图书馆发展现状可以看到,国内大部分图书馆对此缺乏准备,即使欧美等一些较发达的图书馆也在转型的探索和实验中。

　　记者:数字化时代将给图书馆带来哪些变化?

　　吴建中:数字化时代,图书馆收藏管理的对象变了,从管理书变成管理信息、管理知识,更看重知识的处理、内容的挖掘,读者的互动,管理流程和服务模式也相应发生变化。

　　我国手机用户已突破10亿,智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1.9亿,这个数字还在快速增长。图书馆必须拥抱数字阅读,主动调整,顺应时代趋势。但到底怎么搞,老实说大家都还比较模糊。2009年,上海图书馆启动了手持阅读器外借服务,2010年在全国率先建设了新技术体验中心。我们很清楚,图书馆只考虑提供数字阅读器远远不够,能否建立一个超越行业、企业的平台,形成以公益性为主导的数字化服务方式,激活每个人手中的阅读器,需要图书馆工作者去思考,去实践。

　　记者:技术更新逼着图书馆转型，转型的最终目的是吸引更多人走进图书馆,获取和利用好知识。

　　吴建中:是的,图书馆正在经历从“书”的图书馆到“人”的图书馆的转变。即使在高新技术发达的时代,人们依然需要感情交流,尤其是需要有现场感的互动,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挖掘图书馆作为城市“第三空间”的功能,发掘它的场所价值。

　　图书馆不再是传统的阅览室,而是人与人、人与信息交流的地方,一切围绕人的需求展开。今后以知识流为中心组织管理的主题图书馆会越来越多，比如法律阅览室,就是法律知识共享空间。全媒体的信息资源、人的资源、包括每个人头脑里的资源,都可以在这里摄取、交流、研讨,这是真正以读者为中心的飞跃,这样的图书馆不用担心人不来。

　　时代给了图书馆无限的想象力。从纸质型为主体的图书馆向全媒体图书馆过渡是一个痛苦的转型过程。能否经受住时代的考验,真正实现范型转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图书馆的使命是激活知识,公共图书馆要谋求质的发展和软实力的提升,力争在未来知识服务体系中赢得一席之地,为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吴建中（上海图书馆馆长）“数字阅读代表了未来的趋势。”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图书馆不能仅仅关注原来意义上的静态的资源，还应该关注那些处于活动之中的动态的资源。”在吴馆长看来，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并接受数字化阅读了， 我们不能无视这一发展趋势。目前业界的预测是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临界点在2020年。“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一年跑20多次电影院， 后来是一次都不到。现在逐渐上升了， 特别是3D、4D电影出现以后， 很多观众回到了影院。图书馆也是这种情况，新技术如一卡通借阅等不仅没有影响访问量， 反而刺激了读者更多地走进图书馆。”吴馆长说，“图书馆和电影院都是依赖场所的文化机构。电影院观影人数大幅度提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创造更好的体验环境， 让更多的人接受新技术。这几年我们建了新技术体验中心推进电子书阅读。我们不担心来馆的读者会减少， 因为图书馆还有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功能。

Friction is Fiction

提到数字阅读，吴馆长推荐了一本书《Friction is Fiction》，“我很难用中文来解释Friction is Fiction，但其基本含义是——信息是流动的，摩擦力越大，流动性越小，好的商业模式是让信息更畅通，更开放，而不是设置障碍、增加摩擦。”吴馆长说，“数字阅读绝对代表了未来的趋势，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是瞬间存在的。图书馆不能仅仅关注原来意义上的静态的资源，还应该关注那些处于活动之中的动态的资源。”

在吴馆长看来，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习惯并接受数字化阅读了，我们不能无视这一发展趋势。目前业界的预测是数字出版和传统出版的临界点在2020年。或许美国会早一两年来到，中国可能会迟一点，但是这个临界点很快会来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要给流动的信息制造过多的障碍。现在的数字阅读之所以发展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人为地设置障碍和摩擦，数字阅读也是阅读，我们要以积极的心态去拥抱数字阅读。

必须以“我”为主

“上世纪80年代，上海人一年跑20多次电影院，后来是一次都不到。现在逐渐上升了，特别是3D、4D电影出现以后，很多观众回到了影院。图书馆也是这种情况，新技术如一卡通借阅等不仅没有影响访问量，反而刺激了读者更多地走进图书馆。”吴馆长说，“图书馆和电影院都是依赖场所的文化机构。电影院观影人数大幅度提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创造更好的体验环境，让更多的人接受新技术。这几年我们建了新技术体验中心推进电子书阅读。我们不担心来馆的读者会减少，因为图书馆还有人与人面对面交流的功能。目前上海的公共图书馆访问量一年有3000万，我相信还会不断地增长。”吴馆长反复强调，不要担心数字阅读会影响纸质阅读，数字阅读反而会刺激人们更多地阅读。

图书馆转型过程中怎样使自己跟得上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是吴馆长经常思考的，“我们要关注新的技术，但不要把新技术看作是一种目的，而是看作一种手段，通过新技术来提升图书馆服务在质的方面的突破。在数字阅读的推进中，图书馆作为公益性机构要有所作为。图书馆和GOOGLE图书馆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图书馆是公益性的，是公共产品，而谷歌是商业性的，两者的使命和价值观是有差异的。图书馆可以参与商业性网站的数字化项目，但必须以我为主，不能成为其商业化的工具。”

迎接Web3.0时代

假如说web1.0的本质是联合，那么web2.0的本质就是互动，它让网民更多地参与信息产品的创造、传播和分享，而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在业内看来，web3.0是在web2.0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能够更好地体现网民的劳动价值，并且能够实现价值均衡分配的一种互联网方式。在吴馆长看来，Web3.0时代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内容挖掘，3.0强调的是引导，通过语义搜索、智能匹配和个性化空间等，在这方面图书馆员恰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用户在图书馆员的引领和指导下，可以体验到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信息服务。图书馆要在质的发展上实现突破，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与网络工程师合作，利用适应互联网的先进技术及现有成果，更好地为知识资源管理与服务提供技术和智力的支撑。

传统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融合是趋势，现在持有智能手机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是图书馆潜在的读者，我们现在倡导数字阅读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一群体激活起来，让他们尽快地加入到数字阅读的队伍中来。

图书馆员为什么也要强调核心价值呢？我打个比方，同样是信息中介，很多人在做，再缩小一点，数字化服务或搜寻服务，除了图书馆以外，出版商在做，代理商也在做。图书馆与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具体到电子书服务，出版商、代理商尽管也要以读者第一为导向，但必须要考虑商业利益，否则就无法持续生存下去，而图书馆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读者提供免费或最低成本的借阅服务，因为提供免费和公平服务是图书馆员的核心价值之一。价值观把这些相近的职业细分开来了。所以我常说，我们做图书馆与谷歌做图书馆是不一样的，谷歌做得再好，它也是有功利目的的。

如果每一个图书馆员都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使命的话，那么你不用去督促他开导他，他一定会自觉地做好这一服务的，这就是文化自觉，道理很简单。

昨天讲到科学发展观，我讲了科学发展观与世界上主流的一些发展观的不同点。科学发展观的要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这些与国际主流的发展观是一致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不少人忽略了，那就是发展是第一位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前提下，继续把发展放在首要的位置上。GDP还是要的，但它与幸福指数与和谐发展，可以是同步的，两者是不矛盾的。在目前情况下，7.5%是一个底线，不能再往下走了，但如何保持就要看政治智慧了。

    去年末到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因为有更多的空余时间，我开始思考图书馆下一步发展的问题。一开始我把重心放在技术环境的扫描上。我关注了HTML5的进展、XML为什么发展得这么缓慢的原因以及移动互联网发展对图书馆的影响等，在我最初的微博中，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乔布斯创造了一个时代，他改变了个人电脑，为打破电脑与手机的界限迈出了第一步，但第二步是什么？也许连乔布斯自己都不知道。下一个乔布斯就是能解开第二步之谜的人”。那段时间我对技术发展是着了迷的，但我毕竟不是学技术的，在一大堆技术性材料面前，找不出什么灵感，所以我放弃了从技术角度观察图书馆的念头，重新开始思考新的研究方向。

    《新论》的预测后来都实现了，现在是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思考，所以我从《新论》的不足中寻找突破口。《新论》讲了二线向一线的重心转移，但是当一线的参考咨询服务、文献提供服务以及讲座展览等服务发展起来以后，下一步应该是什么呢？《新论》没有讲清楚，这也是一开始我感到困惑的地方，后来想明白了，范型转换！那就是超越，国际图联2011年会的主题“图书馆超越图书馆”（Libraries beyond Libraries）给了我灵感。图书馆应该是无所不在的！所以我把重心放在了范型转换上。从发展实践中我们看到，二线和一线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比如主题共享空间的出现打破了二线与一线的区分，在那里业务链不是分散在几个部门，而是集中在一个部门。

    图书馆进入了一个超越自己的时代，进入了一个大图书馆时代，我们不能简单地从图书馆看图书馆，而必须把图书馆放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大环境中加以考察。这是一个大胆的思考和尝试，我知道肯定有缺陷和不足，所以在新书的序言里我说了：

    作为成长中的有机体，图书馆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技术进步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同时，对于图书馆理论工作者和一线从业者来说，对图书馆的范型转换和未来发展也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本书是作者近年来有关图书馆未来发展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仅属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而且肯定有考虑不周及疏漏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导。

    我期待挑战和批评。

早上有人对我说，我的新书是反技术的，这就是误读了。我想把书里的一段话摘录如下：

图书馆与其他传统的文化机构一样面临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在全球绝大多数城市，公共图书馆访问量都呈现出不断减少的趋势，但上海近10年来不仅保持了平衡，而且略有增长，尤其是在上海中心图书馆一卡通体系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公共图书馆。现在每年访问公共图书馆的人次在3000万，比上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次要多得多。但是，观影人次近年来有持续上升趋势，从2003年971万，到2009年1938万，翻了一番之多。电影业在数字化时代逆势上扬的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在如何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图书馆方面，我们还需要找到更好的途径。

这段话说明什么呢？图书馆和电影院都是高度依赖物理空间的公共场所，电影院之所以这几年有很大突破，是因为技术的发展，3D、4D、IMAX等的出现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回到了电影院。图书馆要吸引更多的读者走进图书馆，就要在技术上突破和创新。技术是重要的，但再重要也改变不了它的特性，即技术是工具，是手段，不是目的，千万别颠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