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使者(图书馆论坛,2018年第10期)

Posted on 九月 24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从小梦想当一名外交官
我上大学的时候,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国家为了培养外交官,从中学直接挑选了一批人到干校外语培训班,边劳动边学习。上海有三个大学办这样的班:复旦大学、外国语大学和华东师大,从1972年至1974年一共办了三届,我是七三届,进的是华东师大在奉贤五七干校的外语培训班。
进培训班的前一两个月每天劳动,接受思想改造,学做“普通劳动者”。过不久进入常态,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我上的是日语班。日语班和法语、德语班都属于小班,各25个学生,英语有四个班都是50个人一班。那时一心想当外交官,所以抓紧一切机会学外语,特别是乘劳动的时候练口语,结果招来大麻烦。学校批“智育第一”,我成了被批判的对象。那几个月我拼命接受思想改造,在劳动中干不了重活就干脏活,但总觉得过不了关。后来我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劳动上,而是出在娇骄两气上,出在外交官的“ 梦想”上。于是我成了爱劳动的人,当上了植保员,拿起了杀猪刀,思想在劳动中“升华”。第三年,“四人帮”粉碎后不久,我们被安排到金山石化总厂当实习翻译。从那时起,我拼命学习,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有一次,因为老翻译要回城办事,第二天为日本专家上课当翻译的事就交给我了。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下来,那天晚上没睡觉,把所有与上课有关的专业单词都啃了下来。第一课还算成功,连续上了几天,既找到了自信,又看到了不足。那段时间脑子里几乎天天都是外语,听广播看电视的时候就像练同声传译一样不停地翻译,即使走路也要把路边的招牌翻译出来。后来,我把日本电影《追捕》里的台词都背诵了下来,边看电影边轻声翻译,前后至少看了十几遍。
1978年1月毕业。因为我们这些人属于文革产物,都没有当上外交官。有两个留校名额,我留在华东师大外语系,后来又转到图书馆学系,并考上了图书馆学硕士班。1982年硕士毕业,我分配到了上海图书馆,开始了图书馆员生涯。虽然没有当上外交官,但外交官的梦想和热情依旧。
到了上图以后,我被分配在外文采编部。第二年领导给了我一个新任务,建立联合国托存资料室。第三年文化部办外语班,领导让我参加,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了半年英语,不久文化部领导先安排我当文化部缩微技术考察团的翻译到日本考察。第四年我作为“第三梯队”候选人被破格提拔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并于当年参加美国新闻总署的“国际访问者计划”,赴美考察了一个月。1988年文化部给了上图两个名额,我和另一位同事通过外语考试后参加教育部“中英友好交流项目”,赴英国威尔士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其间在威尔士国家图书馆担任霍克斯博士文库的编撰,边工作边学习,三年后我拿到哲学博士学位,于1992年初回到了上海,继续我的图书馆员生涯。
外语是一门工具,也许是外语给了我展示的机会,凡是有外事活动一般都让我参加或主持。从英国回来以后,说英语的机会更多,反而日语说得少了。外语是一门记忆型技能,记忆赶不上遗忘的速度,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遗忘得特别快。年轻的时候一天背50个单词,能记下来的只有一半,而步入中年后,能记下来的只是一半的一半,甚至更少。而一旦不学不用了,记忆量就会加速流失,所以现在还保留着晨读外语的习惯,在日本赚的稿费我都用来买日本小说了。
在图书馆工作始终想着能在对外交流方面做点什么。2002年1月当馆长以后,对外交流的机会更多了。第一年上图就启动了“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SILF),以后每两年一次,到现在已经办了八届,几乎每一届都有国际图联主席或当选主席参加,一般都有二十多个国家参加,外宾近百人。SILF已经成为国际图书馆界知名论坛,在国际图联会议榜上都会刊登SILF预告及信息。2010年上海办世博会,市政府临时决定要取消那一年的SILF,为了不让系列型会议中断,我们请褚树青馆长帮忙,与杭州图书馆合办了这一论坛。也是在当年,我们启动了“上海之窗”计划,第一个窗口开在南非德班市,以后每年以五六个的节奏,很快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由此引起市政府高度重视。市外办、对外友协以及对外文协都与“上海之窗”项目合作,举办各类对外交流活动。我们还办了网站,把赠送的图书做成联合目录挂在网上,方便网点馆读者的利用,一方面加强了网点馆之间的交流,一方面又使得这些图书都能保留下来。“上海之窗”从送书向多元合作拓展,如举办展览、讲座、图书及人员交换等。到了2017年底“上海之窗”已经遍及全球160多家图书馆和机构。此外,上图还开设了每两年一届的竞争情报国际论坛和国际征文比赛,大大拓展了对外交流的渠道和空间。上海图书馆的国际交流获得了不少荣誉,多次获银鸽奖,我也被上海市政府多次聘为“上海会议大使”,最新的聘期从2016年6月到2021年5月。
国际图联的“中国声音”
前些日子清理办公室,处理了几十箱东西。当我看到书架角落里十几本绿皮文件册时,感慨万分。2001年至2005年我担任了两届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任期结束后我把四年的文件一份不少都装订成册。这些文件里不仅有我的经历,还有我的想法和建议。我觉得家里再放不下也不能把这些文件扔了,我翻阅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记录,有两件在中国图书馆历史上值得记录的事,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件事是关于中文预备会议(Chinese Caucus)。国际图联年会上有预备会议机制。预备会议由一个语言群体、专业群体或国家负责。以前中国代表只能在大厅或公共场所聚会。1996年国际图联北京大会以后,中国参会人数迅速增加,到了世纪之交已经达到上百人的规模。我的前任国图孙蓓欣副馆长在这方面做过不少工作,所以到了我的任期时机比较成熟了。当时有一个问题,中国代表人数虽多,但很多人都不能坚持到闭幕,而大会全会一般都是在最后一天召开,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代表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几个人投票,给国际同行的印象不怎么好。设立中文预备会议意味着国际图联还要多出一笔钱,而国际图联管委会会议经常由于经费问题争吵不休。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无论如何要争这个地位。2003年底我写信给国图孙蓓欣副馆长,建议由中图学会写一封建议信,拿到2003年12月的管委会会议上讨论,中图学会很配合,马上给国际图联总部发了建议信。2004年3月31日管委会会议(GB04-082)文件确定,在2004年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上增加中文预备会议(Chinese Caucus),但留了一句话,今后还要做评估。文化部和中国图书馆学会很重视这次会议,行前也做了动员,要求大家都要出席。在2004年8月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的中文预备会议上国际图联主席、当选主席和秘书长都来祝贺,一些海外华人和台湾地区代表也参加了中文预备会议。从那以后,每一次年会国际图联领导都会来中文预备会议致辞。
第二件事是中文成为国际图联官方语言的问题。我在担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期间,文化部和中图学会领导多次要求我向管委会反映这一问题,并提出这是我任期内一项重要任务。那时国际图联管理层都希望有一些变革,推出的不少举措都与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关,语言问题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要解决的不仅是中文,还有阿拉伯文,也就是说联合国官方语言中的这两种语言应该成为国际图联的官方语言,但又不能把联合国官方语言中没有的德文排斥出去。经过一番议论,大家比较能接受的是建立一个由英文为主、保留原有语言并增加中文和阿拉伯文的语言政策,这样既解决了政治层面的问题,又不增加经费的负担。2004年12月8日至9日管理委员会工作会议,就当选主席Alex Byrne博士提出的有关语言政策的议案(GB04-021R)成立了一个语言政策工作小组,我成为这个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我看到在GB04-021文件上,我写下了当时的讲话要点:这些年来中国人对国际图联的参与越来越多,并在年会参与人数上始终保持在前五位,而以前会议缺少中文,造成中国代表难以正常交流。新的语言政策采纳的话,将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国际图联事务中来。2005年12月,当我看到张晓林教授给我发来的“中文已正式成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的短信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从孙蓓欣副馆长担任国际图联执委,到我和张晓林教授相继担任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委员,都把中文成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问题看作自己任职期间的一项重要使命。中文成为国际图联工作语言,是中国图书馆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它不仅表明中国图书馆员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显示了中国图书馆界应有的国际地位。
“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经历
对我来说,2010年中国上海世博会是一生中最成功、最精彩、最难忘的经历(“成功、精彩、难忘”是中央对上海办博的要求)。从2003年起我就参与了世博会的工作。
2003年初,我与副馆长缪其浩先生一起到上海世博局申请由上海图书馆承担世博信息中心的工作。世博局领导说乘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先生在与我方座谈,你们当面在会上用英语跟他说。领导的初衷是想让外方看看,上海还是有人才、有资源的。我们俩就这样进了会场,并谈了我们的想法。洛塞泰斯先生很支持,给予我们不少建议,并当场决定将上图确定为国际展览局的资料托存馆,该局每一份公开刊物都会交上图保存。回馆以后我们立即向班子汇报,并建立了世博信息中心。世博信息中心在筹博和办博期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仅收集了大量世博历史资料,编印了各种信息快报,而且出版了八本一套的世博丛书,发挥了信息先行的作用。后来,我还乘国际图联管委会在海牙开会的机会,顺道访问总部位于巴黎的国际展览局,与洛塞泰斯秘书长进一步商讨世博信息中心的事情。
2005年我被聘为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总策划师。当时国际展览局要求上海有一个由民间人士组成的咨询班子,由此我与翁史烈院士、郑时龄院士和陈燮君馆长一起组成了总策划师团队。后来我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俞新天所长具体负责世博场馆主题报告的内容审核工作,她负责外交问题,我负责主题内容。我们对每一个国家馆的主题报告都要出审核意见,一般来说各国展馆都能按上海世博会主题要求策展,有一些需要退回重写的,有一些需要稍加修改,但大部分都没有太大问题。世博会开园不久,上海世博局就组织起草《上海宣言》,由国际展览局、联合国经社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撰稿。上海方面先拿出一个初稿,由四个主撰稿人分别带领四个团队起草,我作为四个主撰稿人之一,与陈超馆长(当时是副馆长)、曾原、杨荣斌组成上图团队。《上海宣言》几易其稿,到了世博会闭幕前的一个星期才最后确定下来。由于在一些术语上与外方有不同意见,最后发布时中英两个版本在表达上略有不同。《上海宣言》在闭幕式上发布的时候我们这些撰稿人心情都很激动,这毕竟是由2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盛会,宣言既反映了参展者的共同意愿,又体现了中国的价值观念。《上海宣言》发布后我们又很快投入了《上海手册》的起草工作。在《上海宣言》中提到要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城市管理者,需要一本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教材。由此,我又担任了文化章节的主撰稿。《上海手册:21世纪城市可持续发展指南》第一版如期于2011年11月1日正式发布,第二版又做了很大修改,并于2016年10月31日出版。
结语
记得2013年6月5日,我参加了在上海社科院举办的文化外交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上我做了一个发言,题目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外交的使者”。我以上海图书馆19种语言简介的事例开场,讲公共外交范式转移的意义。我认为,公共外交不是正规的国家外交,也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式的文化工程,而可能是一个一个精彩的小故事,一场一场生动的小活动,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在日常工作、生活和交往之中。公共外交应从过去的publicity的P向partnership的P转移,前者是单向的、一次性的,后者是双向的、注重过程的,前者强调的是灌输式宣传,后者强调的是交朋友式的交流与合作。因此应更加注重和发挥公共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让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公共外交的实践。
过去老想着要当外交官,要圆小时候的梦想。这辈子虽然当不了外交官了,但我已心满意足,因为我爱上了比外交官更好的职业,并在图书馆这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岗位上成就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澳大图书馆梁德海、潘雅茵、李仲明成为国际图联专门委员会委员 (2018-09-21 22:16:15)

Posted on 九月 24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澳门大学图书馆最近收到国际图联来信,确认梁德海、潘雅茵、李仲明分别成为国际图联文献保存与保管委员会、编目委员会和知识管理委员会通讯委员。国际图联是世界图书馆界最具权威、最有影响的非政府的专业性国际组织。该组织有44个反映各主题、专业或区域的专门委员会。除了上述三位外,吴建中馆长担任国际图联建筑与设备委员会的常委。目前澳大图书馆共有四位代表在国际图联各委员会任职。

出席PRRLA年会 (2018-09-19 13:08:31)

Posted on 九月 24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第一次参加PRRLA“环太平洋研究图书馆协会”年会,这是一个联盟般的群体,早先是数字图书馆联盟,现在的重心仍在数字化上。澳门大学不仅也是会员,而且在2014年还在澳门主办过一届年会。这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年会有40多位成员参加会议。
两天会议非常紧凑,十三场报告,两次PRRLA工作会议,三次会议间隙参观。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数字化及技术,学术传播,数字人文,应该说这是一个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
虽然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的数字化项目和韩国国立大学图书馆的移动应用等都很吸引人,但我更关注的是涉及前沿的一些问题,如加拿大大学图书馆之间的学术传播路线图和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开放图书出版项目尤为精彩。
加拿大研究图书馆协会为了更好推进学术传播,于2016年发布了题为“加拿大大学与可持续出版”白皮书,其目的是为未来学术传播设立路线图。这次在解读报告的同时,突出图书馆面临的挑战和课题,白皮书强调通过国家与国际合作,通过创新与实验,为加拿大图书馆参与并在学术传播交流中提供指南;圣塔芭芭拉分校图书馆的项目是一个开放获取图书的出版实验,该项目由多方人士组成,有图书学教授、硕博学生、出版业者、图书馆员和数据专家组成,他们利用新开放获取模式出版了一些图书。我对这两个报告者都提了问题,主要涉及学术传播的未来走向如下一代机构库以及图书开放获取模式问题。
这次研讨会还有一些具体项目分析报告,如香港大学图书馆联盟有关ALMA系统引进中遇到的问题,对正在考虑上新系统的澳门大学来说特别有启发。我借此机会也向他们了解了不少有关问题及注意事项。

第三空间里什么人都有

Posted on 九月 17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为了避开台风,提前一天到了美国加州伯克利分校。昨天去了旧金山公共图书馆,与该馆中文部卢老师聊了一会,然后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逛。今天到伯克利分校走了走,在学生会活动区喝了杯咖啡。
学生会不像我在英国读书的时候那么热闹,来来往往人不少,但极其安静,坐在沙发或椅子上的人都在看自己的电脑或手机,几乎没有一个人看书,甚至在我边上坐的老教授模样的人也是一直专注着电脑屏幕。
但仔细观察一下,发现大家坐姿还是外向的,不是朝背面,而是随时可以跟人交谈的样子,好像角落里的座位很少有人光顾;无人聊天。即使两人携手进来,但随后便各做各的。这里是冥想、独处的世界,空间则是呈多维状态。很多人与我一样,享受安静,也渴望分享,珍惜自由的孤独,也渴望忘我的狂欢。
冥想,也是件快乐的事,第三空间里什么人都有。

八小时以外,绝对不打扰大家

Posted on 九月 12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听说比去年还要厉害的台风要来了,整个图书馆都行动了起来,办公室同事提醒我开个会,我马上召集会议,与大家商量对策。也许是上次台风吃了很大苦头,这次大家排查得很仔细,甚至不属我们管辖范围的都考虑到了。学校领导常常问我,这八个多月感觉如何,我是发自内心地感到满足和幸福。因为我根本不用操什么心,唯一要操心的是怎么让员工放慢节奏。现在我能做的是,坚守一个原则,八小时以外绝对不打扰大家。

澳大图书馆博雅讲座和博雅展览开门红

Posted on 九月 5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澳大图书馆主办的博雅系列活动今天正式开张了。博雅讲座邀请了澳门档案馆刘芳馆长作有关汉文文书的演讲。刘馆长的演讲不仅有教育意义,而且称得上是博雅讲座的揭幕演讲,十深受听众好评。同时,汉文文书展览也于今天与公众见面。
首场博雅系列活动非常成功。一方面,我们有靓丽的主持人,有熟练的技术及剪辑人员,还有在海报策划、文字宣传等一批有经验的人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都是澳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下午的小结会上,大家又提出了不少新的想法和建议,期待下一次会更成功、更精彩。

国际图联吉隆坡年会(七)新起步 新征程

Posted on 八月 31st, 2018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在网上看了国际图联吉隆坡年会的总体情况报告。本次年会吸引了110个国家的3500名代表参与。大会举行了250个开放论坛,有120份海报、600位作了发言。有17个小时的9个论坛网上直播,受众达10万人,遍布70个国家。
这次会议的主要亮点是《全球愿景》的发布,但这只是一个起步,会上同时启动了点子商店(Ideas Store),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除了会上设立投递箱以外,还在网上开放,一直到今年的9月30日。这是国际图联近年来常用的互动方式,《趋势报告》也是如此。既集中了专家的意见,又集聚了专业群体的智慧,这一切都是为了两个目标的实现,近期目标是2019年至2024年国际图联战略框架(IFL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2019 – 2024),远期目标是2030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
正像国际图联秘书长所说的那样,没有一个国际组织能将这么多人动员起来参与到一个项目之中。近年来国际图联调整了其战略姿态,从过去纠缠于机构改革及政治问题,到现在重视行业发展,真正成为全球图书馆行业的领航者。

国际图联之于图书馆员如同奥运会之于运动员,是专业进取精神的体现

Posted on 八月 29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为了能赶上大学迎新会并做介绍,我提前赶回澳门,错过了国际图联全体会议和闭幕式。刚到澳门就听两位同事说,专委会已通过他们的申请正式成为通讯会员。我为他们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来澳门之前,校长跟我说,澳大以国际化为目标,希望今后能增强澳大图书馆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澳大国际化是有其自身优势的,一是大学国际化人才多,二是专业人员外语好,而且学校鼓励教职员工在国际舞台发声音。因此,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就要充分利用这样的机会,让员工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身价值。
这次在吉隆坡年会看到不少活跃在国际图联舞台上的中国人,除了程焕文教授外,有国际图联机关刊物IFLA Journal的主编张沙丽、知识管理专委会和管理与营销专委会的北大两位副馆长、还有国图一批年轻骨干和翻译,比起我那担任管委会委员的时候强多了,会场上也见到几位希望参与国际图联活动的年轻人,我都鼓励他们积极投身进去。国际图联之于图书馆员,就如同奥运会之于运动员一样,能在国际论坛上发言甚至主持,就是专业进取精神的体现,我们这些即将退出专业舞台的人的责任就是让年轻人替代我们、超过我们。

国际图联吉隆坡年会(五)school7获得2018年度公共图书馆奖 (2018-08-28 12:45:12)

Posted on 八月 29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上午,“2018年度公共图书馆”(Public Library of the Year)正式公布。该项目是由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组发起的一个年度奖项,由Systematic公司提供赞助,从2014年起每年颁奖一次,去年曾颁给丹麦阿胡斯图书馆(Doc 1),今年由三个国际图联专业委员会参与,其他两个是大都会图书馆委员会和建筑与设备委员会,可以说范围更广、专业性更强。该奖主要表彰新建成的图书馆,或者是由其他用途的建筑改建而成的图书馆。今年共收到了来自19个国家的35份申请。国际图联选出一些成员组成了一个评审团,选出了入围该奖的5个公共图书馆,它们是美国奥斯汀中央图书馆(Austin Central Library)、巴西圣保罗的维拉-罗伯斯公园图书馆(Villa-Lobos Park Library)、荷兰KopGroep图书馆(KopGroep Bibliotheken)、挪威奥斯陆公共图书馆Toyen分馆(Deichman Biblo Toyen)、新加坡淡滨尼区域图书馆(Tampines Regional Library)。评价标准有六项,特别强调新数字发展、与本地结合、可持续以及用户愿望和需求的实现等。
今天五家图书馆都到场做了精彩报告,而且伴有视频介绍。KopGroep图书馆是在老建筑的基础上翻新,原来是一所学校,因此昵称为“School 7”;奥斯陆Toyen分馆主要特点是儿童探险式学习,该馆让30个街头儿童走进图书馆,不是叫他们读书、读书、读书,而是来放松、探险和学习;奥斯汀中央图书馆是全新的绿色图书馆,注重环境和亲和的空间;维拉-罗伯斯公园图书馆的特点是平民化,注重可接近性和可持续性;最后的淡滨尼社区图书馆与社区其他公共设施一起建设,既要强调图书馆开放和公平性,又要体现图书馆创新服务。这次颁奖活动中出现了频率很高的关键词,犯错。创新可能会犯错,但图书馆要勇于在错误中吸取教训。
最后大会组织者宣布获奖者为荷兰的“school7”,其他四家为荣誉奖。虽然五家各有特色,但不得不承认,荷兰这家更能打动人、更有亲和力,尤其是那些当年在这个学校念书的老人再次走进图书馆的场景令人感动和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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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图联吉隆坡年会(四) (2018-08-27 15:04:46)

Posted on 八月 29th, 2018 in 感悟 by jzwu

这两天除了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委员会的内部会议外,也参加了由委员会组织的活动。
昨天下午,参加了由建筑与设备委员会组织的论坛。6位嘉宾中印象最深的是两位,一位是欧洲“公共图书馆2020”项目负责人介绍了该项目是如何帮助欧洲决策者和图书馆促进社会包容。“公共图书馆2020”是一个由荷兰罗伦蒂公主创办的阅读与写作基金会提供经费资助的项目,目的是促进欧洲65000家图书馆通过建立强大的社区和改善生活,为每一个民众创造发展空间。具体体现在社会包容、数字包容和终身学习(social inclusion, digital inclusion, and lifelong learning)三个方面。https://www.publiclibraries2020.eu/ 。荷兰有着良好的阅读文化传统,上世纪末,荷兰公共图书馆协会发起过“图书馆2040”项目,在全球图书馆界引起关注。本项目是一个宣传推广项目,他们组织了很多阅读推广活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针对决策者的游说宣传,不是一份愿景或规划性报告。演讲者引用了一个企业家对包容的一句名言,“多样性和包容的区别不应通过削足适履实现,而是如何对房间里的家具重新布置”。她画了两张图,第一张是平等,三个高矮不同的人站在同一高度的凳子上看围墙里面的足球比赛,第二张是公平,三个人站在适合自己高度的凳子上看足球。但她的发言正好被下一位建筑师的报告接上,这位演讲者画了第三张图,围墙变成了透明体,即平等、公平还不够,更应强调包容,通过重新布置环境,让每一个人享受到公平、公正和包容。她介绍了有关包容性的设计细节,如图书馆入口处和卫生间的设计。由于主题是包容性,六位演讲者要么讲概念,要么讲很小的细节,吸引力不够,不如前几次那么生动和精彩。
今天上午参观了全球最高的双子塔。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委员会人员由两方面的人组成,图书馆馆长和建筑师,所以参观双子塔也成为委员会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周一双子塔不对公众开放,而我们专享了一次特殊的专业观摩和学习的机会,由参与双子塔建设哈西玛工程师为我们专业讲解,她为我们讲了很多建设过程中的幕后故事,包括双子塔原来位置由于地下有洞窟,在她的团队建议下朝前移了几十米。双子塔不是一个独立的建筑,而是一个园区的概念,在跑马厅的基础上建设而成。刚落成时只是石油总部办公区域,后来成为商业办公楼,而且在政府的要求下向公众开放。这里有公园、会议中心、酒店和商品茂。哈西玛曾应上海邀请,为金茂大厦建设提供经验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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