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于扮演捧哏的角色

Posted on 十月 14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11日至13日我全程参加了中国图书馆学术青年论坛,在论坛上有了充分的时间与大家交流。我很珍惜与他们打交道的机会,他们中有不少现在已经崭露头角。从这一批人的演讲表现来看,都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说这次是招聘馆员,100%都可以录取,招聘讲师,70%,招聘主持人,30%,这种场合我更倾向于主持人的角色,作为人与信息的中介者,我们更需要能吆喝的人。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图书馆事业发展进程的老一代已经退得差不多了,下一轮发展就要看这些年轻人了。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拼命三郎,崇尚竞争,老是想当第一。现在老了,更乐于扮演捧哏的角色,但仍有自己的目标,就是做一个可靠的、可信赖的人。

专访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上海之窗”——沟通两市、两国友谊的桥梁

Posted on 十月 14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2017-10-11 09:32 来源:东方网

与书为伴,清净恬淡;以书为友,不见忧愁;和书相牵,美名相传。书的魅力使得世界各国都拥有一大批读者群体。以色列犹太人人均每年读书达68本。匈牙利拥有近两万家图书馆。
  为了连接中外、沟通世界,自2002年起,上海图书馆(以下简称“上图”)在境外图书馆内开始设立“上海之窗”,通过向海外图书馆赠送、交换图书这一形式,在世界各国读者中传播中国悠久的历史、璀璨的文化。
  日前,上海图书馆前馆长吴建中在接受东方网记者专访时,娓娓道来开展“上海之窗”项目的始末。吴建中认为:“‘上海之窗’不仅仅是图书馆的一项活动,这一活动已经超越了它本身的意义,成为一座沟通两市、两国之间友谊的重要桥梁。”
  “上海之窗”在66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开花
  在记者眼前的吴建中是一名温文儒雅的学者,其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图书馆行业协会理事长、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和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谈及开展“上海之窗”项目的初衷,吴建中表示:“当年,上图有一个战略叫‘两个扇面’,一个是连接国内,另一个是连接国外,连接国外主要是通过‘上海之窗’这一项目。”
  据吴建中介绍,“上海之窗”合作期为3年。第一年,上图将向合作图书馆赠送由后者挑选出的赠书500册,其后两年内每年根据需要进行增补(一般为100册左右)。合作期限和具体赠书数量可根据合作方的要求及上图对合作情况的评估适当增减。受赠方按照协议对受赠图书进行管理和使用。赠书可在专门的阅览室集中展示,也可陈列在公共阅览区域的开放书架上,并配以“上海之窗”的指示标志。同时,“上海之窗”定期向合作伙伴收集反馈信息,以更好地开展赠书采编工作。参与本项目的合作伙伴主要是与上图有合作关系的图书馆、位于上海友好城市的主要公共图书馆、服务面向当地普通市民的高校图书馆,以及各类专业藏书与研究机构等。
  “上海之窗”赠书题材包罗万象,涵盖中国艺术、经济、哲学、文学、民俗、历史、自然与人文、建筑、烹饪、传统中医药学等,并配以多种语言。截至2016年年末,上海图书馆在全球6大洲66个国家和地区的138家机构开设“上海之窗”(其中,一带一路沿线28个国家共45家),包括各类公共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大学等机构。纸质赠书累计93274册,电子赠书总计10059种,涉及中、英、法、德、俄、日、韩等多个语种,以满足不同语言地区读者的需要。
  如今,“上海之窗”已作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被很好地固定下来。吴建中表示:“这些国家也希望和中国保持某种联系。即使某些对中国不十分友好的国家,也希望这条合作之路不要断。”
  政府铺路搭桥、当地合作支持成就“上海之窗”
  吴建中认为,“上海之窗”项目得以顺利开展,离不开两个方面的支持。第一是政府的支持。第二是本地的合作。
  吴建中表示,“上海之窗”一直是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委对外宣传办公室、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外办”)、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下简称“市友协”)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市外办、市友协为上图铺设了通道、搭建了平台,而这是非常重要的。原来,图书馆的活动层次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基层的。而当上图有了市外办、市友协所提供的渠道后,图书馆就和当地的高层有了更多联系,当地市政府就会派人来,这样更容易把项目做大。”吴建中说。
  回忆起开展“上海之窗”项目过程中令吴建中印象深刻的故事,他向记者述说了其到访塞尔维亚的难忘经历。“中国与塞尔维亚关系非常好。当时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办《城市转型与发展——世界城市日与上海世博会》这一展览,没想到塞尔维亚教育部长亲自出席剪彩,并且当地有线电视台全程直播”;“不仅如此,在当地开展的好几个项目活动都是现场直播的,完全live那种,令我吓了一跳”,吴建中说。在他看来,正是由于政府的支持,尤其是市友协的帮助,“上海之窗”项目得以走上大文化平台,进入塞尔维亚当地更广泛的视野,达到一个新高度。
  吴建中还向记者列举了在希腊、新西兰、越南等国开设“上海之窗”并得到当地支持的例子。“希腊的图书馆之友会很活跃,它会将当地观众召集起来。因此,我们现在不担心搞活动会缺少观众,因为他们会组织”;“到新西兰,当地对‘上海之窗’非常重视,本来应该是我们到了那里去做演示。后来发现都是当地图书馆的志愿者在做演示,还有专家帮忙宣传。对方还给我们提了不少图书馆领域专业的建议,同时希望我们这里有更多的人和书能到那里去交流”;“越南当地图书馆也对‘上海之窗’这一项目予以重视,将我们的图书、展览通过广告,反复对外宣传,让更多人能看中文书,能看与中国有关的外文书”,吴建中说。当地人的热情,令当时的吴建中对建设“上海之窗”更有信心。同时,通过这一项目,使得更多外国人热爱中国文化,热衷学习汉语。
  拓展“上海之窗”内涵外延打造文化交流新平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作为“上海之窗”项目的延伸,在布点“上海之窗”项目的城市会同时举办展览、讲座、朗诵会。“在这些城市开展上述活动的优点在于,一般友好城市的公共图书馆位于市中心,且不收取费用。因此,如果想在国外办展览,可以很好地借助‘上海之窗’这一渠道”,吴建中说。
  通过“上海之窗”这一平台延伸的“相聚上海”读书征文活动至今亦已连续举办了四届。2016年第四届征文比赛,共收到来自63个国家的读者征文和摄影投稿共248份,其中征文122篇、摄影126幅。通过这一活动的举办,希望使更多人关注中国、关注上海,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并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上海之窗”如今已逐渐变成上海文化交流的品牌,借助项目所构建的世界性网络,进一步探索并拓展其他业务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项目的内涵外延,将“上海之窗”打造成对外交流新平台,推动民间对外文化交流。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上图还主办了两年一届的上海国际图书馆论坛,自创办以来就得到了来自海外同行的支持。2016年第八届国际图书馆论坛吸引了来自新加坡、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希腊、印度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逾300位代表。其中,斯洛伐克还曾连续两届派员来沪参加论坛。
  上图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地位,不仅仅因为开展的这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其本身的特色服务才是最重要的立身之本。据吴建中介绍,始于2010年的电子书服务是全国最先开展的。电子书采用国际通用标准E-pub格式,“我们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用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激活每个人手中的阅读器。”吴建中说。之后,上图建立了新技术阅览室,读者可下载电子书,28天后自动归还。2015年5月,上图在微信公众号推出了“微阅读”频道,向上图注册读者免费开放了一大批正版电子书的全文。2016年,“上海图书馆—OverDrive少儿数字图书馆”上线,成为国内首家和美国OverDrive公司合作少儿数字资源的公共图书馆,英语原版书和有声书都成为免费资源。每位读者一次可以借3册,借期14天。上图另一个突出服务则是“创客空间”,读者在这里,可以学习、研究、设计,可以进行团队式讨论和交流,还可以利用3D打印机展示自己的创作成果。
  吴建中表示,未来,以知识中心、学习中心和交流中心为特色的第三代图书馆将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可接近性、开放性、生态环境和资源融合,致力于促进知识流通,创新交流环境,注重多元素养和激发社群活力。

混合型开放获取在发展

Posted on 十月 1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看到一条新闻,是关于混合开放期刊的,Growth of hybrid open access, 2009–2016,据调查,采用混合开放获取模式的期刊数大幅增长,从2009年2000种期刊到2016年约10000万种期刊,混合模式的论文数从2009年的8000篇,到2016年的45000篇。大部分主要发生在2014年欧洲很多机构对此给予资助以后。
混合开放期刊可以说是开放与收费论文之间的过渡型开放方式,它是在商业型期刊中抽取一部分通过收取论文处理费对外开放的模式,它体现了出版界对开放获取期刊转型的一种支持。(参见:吴建中《知识是流动的》,143页)

充实的假期

Posted on 十月 6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双节长假。本来计划出去走走,但由于任务太多,几乎猫在家里写东西。完成了一篇论文,是关于研究图书馆发展的,准备了四篇演讲稿。为了让每一次演讲都有新内容,每一次演讲前都必须做不少准备。

除此以外,就是照看老人,这几天一直跑医院和养老院,用公交和出租较多。我装了上海公交APP和滴滴打车,发现很管用。城市大数据为城市生活带来很大便利。但有几次也出现了小麻烦,到了车站发现车刚开走。

公交APP为什么会不准呢?后来发现,这是由于这几天处于准空城状态,马路上人很少,过去车子每两三分一站,现在两分钟不到就到站了,所以错过的几次都是提前开走的,因此这还称不上公交大数据。但出租车不一样,它是实时定位的,一般都很准,尽管在时间预测上也有少许提前,因为网络根据过去交通状态作预测,但你可以从地图看到你要的车在哪里。从今天起,远行的人们陆续回家了,公交大数据一定会更准了,哈哈。

拥抱新技术,过好新生活

Posted on 九月 13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今天看到百胜中国与蚂蚁金服合作,在 KFC 子品牌全新餐厅概念店 KPRO 推出刷脸支付服务的信息。两年前马云曾经在德国汉诺威向默克尔总理推荐过这项服务,现在已经正式落地,消费者不用打开手机,透过脸部辨识就可完成支付。
新技术不是你想不想要,而成为人生存的一种必需。有一次我出门没带钱,买东西时用微信支付,感觉很方便。今后不带钱、不带手机也能支付,那就更轻爽了。不过,初级阶段也会有失误的时候,前几天我在杭州入住,宾馆服务员要我刷脸入住,但刷不出来,后来还是用了传统的办法。在杭州参加了杭州图书馆的信用借书活动,并参观了蚂蚁金服和芝麻信用,很有收获。新技术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只有拥抱新技术,才能过好新生活。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10)—-数字人文

Posted on 九月 1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数字人文既可以说是数字图书馆的一环,也可以说是数字图书馆的超越。它始于用户的需求,且有赖于人文学者的参与。以前图书馆数字化主要是通过数字复制将历史资源保护起来,很少从资源开发利用的角度考虑。数字人文为人们多学科、多元化挖掘和开发历史文献资源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数字人文领域,图书馆的角色往往是比较被动的,总以为开发是别人的事情,我只要保存好就可以了。因此,图书馆主动开展数字人文工作的并不多。今天数字人文是衡量一个研究型图书馆是否一流的重要标志,我认为,一个好的图书馆,不仅要守护好历史资源,而且要让这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利用,为再现历史传承文明服务。
首先要重视对一手资料的保护开发和开放利用。现阶段的重心是让原始资料开放出来,既要让其他学科的人看到资料,又要给予他们用自己专业手段开发的机会。其次,要拓宽历史文献的观察视野和研究方法,与历史、哲学、语言、文学、艺术、考古、音乐等领域的专家合作,把历史文献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下加以考察和研究。第三,要注重文献的关联性研究,既要重视文献之间的关联,又要重视文献的各种脉络及其周边环境。
数字人文建设对于研究型图书馆来说必不可少,如同数据中心一样,它们既是检验图书馆实力的核心业务,也是体现数字图书馆转型的重要标志。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9)——Reading List

Posted on 九月 4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Reading List是英美大学比较流行的教学参考书网上服务系统。以前大学图书馆设立预留书架,主要给学生提供由教师指定的教科书及参考书,这类书仅供阅览,也可以隔夜外借,但第二天一早必须归还。现在很多大学将这一服务上网,学生可以在线或下载阅读,非常便捷。
在英国几乎每一个大学都有这样的服务,有的购买商业软件如爱丁堡大学用Talis Aspire系统,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用Leganto系统,有的自己开发,如利兹大学和牛津大学,但由于这一服务不是规定动作,有的老师热心,自己会不断添加新的教学资料,有的老师不当一回事,这就需要图书馆做大量的推广宣传。
由于利用率不是很高,爱丁堡大学图书馆为做好推广宣传,先设定目标学院,有针对性地给予辅导,有效提高了教师和学生的使用率;由于利兹大学是自己开发的系统,所以图书馆与技术部门共设咨询窗口为读者提供服务。牛津大学用的也是自己开发的系统,由于不是很便捷,现在也在考虑引进较成熟的商业软件。
教学参考书目录系统需要图书馆员、教师和技术人员的共同参与。由于教师一般都很忙,再加上系统老是要更新换代,对此主动性不强,需要图书馆员多做宣传,但有的大学图书馆员过于热心,反而让教师产生依赖感。这是一项专业性比较强的工作,教师的主动参与更为重要。
据说,我国大学图书馆提供网上教学参考书目录服务的不多,因此英国大学经验值得学习和关注。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8)——技术人员的位置

Posted on 八月 31st, 2017 in 感悟 by jzwu

在图书馆(书目)管理系统为主体的时代,技术人员一般不在图书馆专业馆员系列之内,而是作为Para-professional的身份存在的,当然也有系统图书馆员(Systems Librarian)的岗位。随著图书馆业务的高度技术化,两者出现了融合的趋势,在部门设置上,也渐渐由纵向设置向横向设置的方向发展,即由原来独立的技术部门向跨部门的方向发展。
为此,美国咨询公司Ithaka S+R专门做了一个调研,看看图书馆是如何设置和看待技术部门的,并于2017年5月发布了调查报告结果(Finding a Way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iddle: Lib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eadership, and Culturehttp://www.sr.ithaka.org/publications/finding-a-way-from-the-margins-to-the-middle/)。调查表明,在美国大学图书馆技术部门一般都处于业务体系的边缘地带,从事的是配合和辅助专业人员的工作。在图书馆管理系统为主体的时代,这一问题并不突出,当数字人文、数据管理等新业务大量涌现的今天,这个问题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如果这些技术人员的地位不改变,大学图书馆就找不到高层次技术人员,因为他们不愿意在一个没有技术前途的地方耗费青春。因此该报告建议在技术部门的设置上要向图书馆的中心位置转移。
技术部门的配置从边缘向中心转移的机遇是信息素养教育和学术传播服务,这两项业务都是专业馆员与技术专家之间合作型的业务,关键不在两者的结合,而在于两者的融合。上海图书馆在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技术人员不懂图书馆业务是无法做好数字人文工作的。
如果看待图书馆IT,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文化问题。上述信息至少给予我们两点启示:一是重新认识技术部门及人员在图书馆的地位。如果技术部门及人员满足于辅助地位的话,那么图书馆是无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二是加大专业人员与技术人员交流和融合的力度,图书馆要着力培养馆员一岗多职、一专多能的多元技能。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7)——战略重心

Posted on 八月 30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最近看了几个研究型图书馆的战略规划及相关资料,发现这几年图书馆战略重心主要聚焦三个方面:一是突出整体发展,特别是与母体机构(如大学)和社会发展的对接;二是突出与时俱进,跟进开放科学、数据革命等变革需求;三是突出服务效能,重视图书馆服务的价值实现。
一、突出整体发展
在与大学层面战略规划对接方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得较好。当大学推出《曼彻斯特2015议程》(Manchester 2015 Agenda)(http://documents.manchester.ac.uk/display.aspx?DocID=11015)时,大学图书馆马上跟进,并修改了自己刚发布的战略规划,在新修订的规划中特别强调要为大学研究数据管理做出贡献。英国研究图书馆协会(RLUK)在2008年至2011年发布《知识的力量》(The Power of Knowledge)战略规划后,又推出了2011年至2014年《知识的力量:第2阶段》(The Power of Knowledge, Phase 2),新规划强调加强与大学及社会之间交流与合作,并提出了五大目标,一、重新定义研究图书馆,二、通过合作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三、实现伦理及有效的学术出版,四、宣传图书馆特藏,五、推进研究数据管理。
二、突出与时俱进
2013年初美国教育咨询委员会(EAB)发布《重新定义研究图书馆:向数据信息服务转型》(Redefining the Academic Library: Managing the Migration to Digital Information Services)(https://www.eab.com/Research-and-Insights/Academic-Affairs-Forum/Studies/2011/Redefining-the-Academic-Library)报告,要求大学及研究图书馆积极拥抱数字革命,为转型做好准备。开放科学是这几年全球大学转型的新趋势。欧洲研究图书馆协会 (LIBER)主席Kristiina Hormia-Poutanen近日表示,该协会推出的2018-2022年新战略(http://libereurope.eu/strategy-plan-2017/)瞄准数据时代的可持续知识发展,具体将聚焦开放科学、开放获取、研究数据管理和技能发展。最近加州伯克利分校图书馆也发布了一份战略报告(http://news.lib.berkeley.edu/2017/01/13/announcing-the-librarys-strategic-plan/),聚焦四个战略方向:一是改善研究人员获取资源的方法,二是支持新学问领域涌现,三是成为与时俱进的学习型组织,四是宣传图书馆在建设社群、巩固关系中的价值。
三、突出服务效能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CRL)这几年一直在推进“研究图书馆价值倡议”(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Initiative)。该协会2010年9月,发表了《研究图书馆的价值:综合研究报告》(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view and Report),2012年6月又发布了《连接、合作、交流:有关研究图书馆的价值高峰论坛的报告》(Connect, Collaborate, and Communicate: A Report from the Value of Academic Libraries Summits)。这两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调研,将重心放在学生“成功”上。调研提炼出图书馆对于学生“成功”的五个方面:一、图书馆利用教育提高学生的保有率;二、面谈咨询促进学生的学习进取心;三、信息素养教育为大学生活奠定基础;四、图书馆利用辅导有助于激励学生学习进步;五、图书馆空间利用是对学生学习成功的有力支持(http://current.ndl.go.jp/e1827)。同时,认为促使学生成功的关键是改善图书馆与院系教学之间的关系。
研究图书馆的战略规划一般都很宏观,连一些著名大学图书馆的战略报告也比较传统,大多停留在口号上。我认为,一个好的战略规划既要适应用户需求、与时俱进,又要能落地,产生好的成效。

研究型图书馆的课题(6)——机构重组

Posted on 八月 29th, 2017 in 感悟 by jzwu

机构重组不仅与总体战略有关,而且与人有关,一般管理者都尽量回避这一敏感问题。
研究型图书馆的组织架构虽然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以文献流为核心,一是以信息流为核心(朱强、别立谦.大学图书馆学报,2016(2):20-27),从组织板块来讲,从原来的两分法(技术服务与读者服务)向基于功能、面向需求的多元化方向发展(贾东琴. 图书情报知识(2015(2):28-36)。
大型研究型图书馆机构重组时间较早、动作较大的,一是不列颠图书馆,一是哈佛大学图书馆。林恩•布林德利(Ms.Lynne Brindley)于2000年一接手不列颠图书馆,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将原来众多部门打散,形成按用户需求设置的六大部门(百度百科:大英图书馆)。十几年实践证明,不列颠图书馆的机构重组是成功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哈佛大学图书馆拥有73个大小不同的图书馆,2011年启动机构改革,将所有的分馆按五大板块(affinity group)(http://harvardmagazine.com/2011/09/new-harvard-library-structure)重组:理论应用与实践(法学与管理学等)、物理与生命科学(医学与自然科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瓦德那图书馆与拉蒙德图书馆等)、艺术与文化(艺术、建筑与音乐等)、特藏(大学档案馆等),既保留图书馆的独立性,又强化了馆际协作,机构精简后裁撤并早退了部分工作人员,反响较大。我很佩服这两位馆长的勇气。
国内做得比较突出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它将原来由三分法设置的技术服务、读者服务和行政管理重新划分成七大中心(资源建设中心、学习支持中心、研究支持中心、信息化与数据中心、特色资源中心、古籍图书馆、综合管理与协作中心),其中研究支持中心进一步分学科服务组、信息素养组、科研支持组和数据服务组。
就国内大学图书馆总馆与分馆(院系资料室)的关系来讲,目前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院系资料室的馆舍、文献资源、设备、人员、经费等均由所在学院提供,但其与校图书馆实行统一的目录查询系统,业务管理与读者服务与大学图书馆总馆实现对接,一类是分馆(院系资料室)完全归入大学图书馆总馆管理,其人员、经费、设备、文献资源购置等均由校图书馆统一管理(徐军华. https://www.sinoss.net/uploadfile/2011/1221/20111221054059402.pdf)。
总体而言,国内研究型图书馆在机构重组方面步子迈得不大,大部分仍习惯于传统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创新”意味着不能千篇一律,采取什么方法、设置什么部门都要因馆而异,因需而异。但机构重组是图书馆改革关键之关键,这步棋不走,就谈不上“转型”与“创新”。

下一页 »